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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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应用于历史研究。而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之间的图式化的均衡与社会历史的实际
是两回事，无视这些就夸大了该理论的及物性（Transitivity）。　

尽管该书有诸多不如意处，但其优点也十分突出。作者不仅问题意识清晰，思考方法有
力，而且方法自我约束意识也相当清醒，这使读者在感受其方法的逻辑说理力量的同时，也
不忘记当下分析的有效性边界。这突出地体现在各章节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全书结论部分。
贝拉还是一个富于宗教关怀、勇于不断反思的学者。他在1962年日文版的序言中坦然承认
自己“犯了只过分强调传统日本社会的肯定性侧面的错误”，并说明了帕森斯理论本身的不
足。他在1985年再版前言中以极大的诚实指出；“本书最大的弱点与日本无关，而是因为我


所应用的现代化理论中也存在着不足：即我未看到财富和权力无止境的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
个完善社会的诞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必需的条件”○22。这表明贝
拉对其早期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反思。他还就日本宗教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指出了日
本宗教难以真正表达社会的最终目的○23。　

总之，《德川宗教》是一个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历史的个案，该书对该理论的高度依赖
致使该理论本身的不足成了该书的不足。即便如此，该书对理解近世以来日本的宗教与社会
变化的关联仍然大有裨益。值得强调的是，把社会科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应慎重，问题意识
之清晰和思考方法之有力固然重要，但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及物性的把握和对理论分析有效
性的自我约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　布赖恩。特纳著　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475页。　

○2　贝拉　著　王晓山、戴茸　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8年8月第一版，第252页。　

○3　同上，第253－254页。　

○4　同上，第3－4页。　

○5　帕森斯曾指出过：“在我们所确定的五对两分法中，有两对，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先赋性
与自致性与事物范畴化的标准有关……”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著　刘进、林午、
李新、吴予　译　林地　校：《经济与社会》，198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6《德川宗教》，第5页。　

○7　同上，第14页。　

○8　同上，第19页。　

○9　同上，第20页。　

○10　同上，第76页。　

○11　同上，第77页。　

○12　同上，第93页。　

○13　同上，第98－99页。　

○14　同上，第129页。　

○15　同上，第145页。　

○16　同上，第194页。　

○17　同上，第262页。　

○18　同上，第295页。　

○19　雷迅马　著　牛可　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55页。　

○20　马尔科姆·沃斯特著　杨善华等译校：《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第124－125页。　

○21　陈来：“现代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读书》1997年3月刊，第11页。　

○22《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14页。　


○23　贝拉对日本宗教的作用的新认识包含这样一点：“与其说是要确定生活的目标，不如说是
将同情怜悯的舞蹈型式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有利于把个人活动社会化为易受集
团需要影响的群体活动，并让个人从成就和忠诚于集团的压力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解脱。”
《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16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振声）　


解读日本方法论初探：认识“反思文化”与构筑“文化环境”①

　

　

　俞纯麟　戴建方　

　

内容提要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
未来的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然存在
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文化反思”和“文化环境”，将之上升到方法论层面，
以求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关键词　解读日本　“反思文化”　“文化环境”　方法论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家
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总的来说，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美国是重点，欧盟是另一重点，而日
本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不可低估。对此日本有论者认为，日本目前已
经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在相当高度的一种关系②。这种见解是否真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观察③。上述看法的共同点是中日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存在的重要，尽管彼此在认同对方
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众所周知，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
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何种方法论去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目前，中国和日本这两各国家都面临着结构性转变。在这一转变期，中国如何正确解读
日本走向普通国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④，本文拟就此提出某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并认
为只有对以往的方法论做出某种修正，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把握方向。　

本文主张，应重视一种理解“反思文化”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方法论去把握

①　本文前半部分内容（论述“反思文化”）的初稿写于2002年6月，后半部分内容（论述“文化环境”）
源自作者在“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
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上的主题发言，由于两部分内
容均与方法论有关，后合二为一，完稿于2004年7月。该论文原系应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稿约而撰，
后因故自行撤回，近日有幸列入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在此谨致谢忱。　

②　冈本行夫（曾担任小泉内阁顾问）指出：“日本在当前外交重点取向上，首位是美国，其次是中国，第
三位才是欧洲，这是从日本政府到民间的一种共识。”＇“日本外交的课题”（特别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
研究中心主办），2004年6月17日＇　

③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2006。9）后随即访华（2006。10），改变了历来首相出访第一站为美国的惯例，若
仅仅解释为修复低谷的中日关系似乎还不够，其象征意义显然值得思考。2007年1月24日日本防卫大
臣久间章生指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错误”，导致美国副总统切尼以日程安排已满为由，拒绝在访日
期间与其会晤。　

④　笔者（戴）曾接受《东方了望杂志》实习记者章原的采访，就日本如何变成普通国家的问题作了回答＇章
原：《美日联手布阵东亚》，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15期，59页＇。“普通国家论”出自1993年小
泽一郎所提出的，国家强大就必须取消“专守防卫”原则的“修宪论”。1998年，龟井静香也公开主张
“普通国家论”。有人认为，“普通国家论”最早可以上溯到中曾根康弘的“再现国家论”。但是，这些
“普通国家论”中的“普通国家”是作为狭义词，在特殊范围内使用的，主要针对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
而言，本文的“普通国家”一词则作为广义词使用。　


事实，即在“反思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下，分析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机制，把握其实质；其
二，本文强调，构筑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的“文化环境”，即重建我们现在认
识和理解日本的“环境”。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和操作，找出某种化解中日关系
中的疑惑的可能性。　

①　中江要介（前日本驻华大使、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基调报告：＇“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
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11月23～24日＇　

②　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我们同日本学者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讲日本侵略战
争主要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郑励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
事长）认为，“日本文化涉及日本政治。日本不承认侵略是与日本文化有很大关系。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天
皇是绝对不犯错误的，这一思想在旧宪法第一条就已经充分表述出来了”。＇以上言论均出自“中日关系
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这里尽管只是引用的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论，但基本
上代表正统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其人数显然不在少数，而且同一调子在相关话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基本上
是重复的。　

③　小泉在2001（第87届），2003（第88届），2005（第89届）任内阁总理大臣，中日关系严重倒退，走
入低谷，至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并访华以后，中日两国才开始修复关系。2007年1月温家宝
总理出席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菲律宾宿务），发表重要讲话，并同安倍晋三
首相举行会谈，由此，中日双方重新确认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各自的责任和目标。　

④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主题发言主旨：＇“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

　

影响中日关系的变数：日本的“反思文化”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
中日关系“三十而立”，不过，站是站了起来，但总有点“摇摇晃晃”，这是因为身体的重心
偏于“右”侧，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等接连不断，结果越来越向“右”
脚用力①。对此，如何看待和理解日本社会所出现的某些右翼抬头新动向，显然是构筑中
日关系时需要时刻把握的一个基点。中国学者倾向于把中日两国不断产生的磨擦，甚至对立，
主要应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及其言论②。　

鉴于上述理由，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日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但应该指出，这
仅仅是两者比较而言的。实际上，尽管历史问题是困扰着中日双方在政治领域中的合作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已经取得了飞跃的发展，经贸和人员交流的规
模之大足以说明中日彼此已经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关系。中日关系正在突破
双边范畴，走出地区，面向世界，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区域化的进程中，已经迈
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与
中日韩（“10＋3”）峰会期间签署的，旨在推进三方合作的联合宣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
证③。　

但是，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
化，中日两国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关系的背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结构性重
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而日本正在走向普通国家④。因此，中国从国际


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
年11月23～24日＇　

①　“小泉旋风”（2001年4月首次当选首相）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政治强势”。“9。11”事件突发，反恐战
略使得日美关系大为加强。这些都为日本参加后来的“朝核六方会谈”奠定了基础。小泉两度（2002年
9月，2004年5月）突访平壤足以说明日本外交政治的“强势”。　

②　林华生（早稻田大学中华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日本经济复苏与亚洲关系密切，两者不可分离。就
目前而言，日本经济在短期内不能达到全面复苏而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因此可以说，亚洲经济中，尤
其是东南亚经济仍然无法摆脱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逐步取
代日本，带动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复苏和亚洲区域合作”（专题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研
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