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人格-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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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对自己隐藏自己的自由，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本来会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了。”
（同上第２０２页）
作者吁请自由，读者以投入阅读来认可作者的自由，行使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阅读中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越是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 作者勾划出世界的一种“新关系”
，他创造一种美，然后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关系，这种美传达给读者，这样，艺术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授予仪式”
，一种共同的生存建构行为。 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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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世界以意义，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同时把世界建构起来，使自己存在起来。“写作既展示世界，又把世界作为一项工作奉献给读者的慷慨大度”。
这样，文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纯个人行为或单纯的消遣了。 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的自由谋划。不管作品有什么主题，它都绝不会是一份自然的资料，而是“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
这个世界将它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一齐授予了作者，作者在对这些作出情感反应的同时，又把它们授予了读者，使世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吁请读者对之进行反应和评判。“因此，作家的领域只对读者的观察、赞赏、愤怒展现其深度；慷慨的爱表示愿予支持，慷慨的愤怒表示要加变革，而赞赏则表示将作模仿”。这样一来，文学就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它是要对现实作出判断、确定对现实的态度的活动，因此也是要对负责的活动。萨特说：“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责任。”
（同上第２１１页）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要求，就是对不自由的反抗。 作者动笔去写，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而读者翻开书去读，也就说明他们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当我一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时，应当可能再要求我用自己的自由来同意对这些人中的某部分人进行奴役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反对种族压迫的优秀黑人小说，但我们却不可能设想可以有一部歌颂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由于任何奴役读者的企图都是与作家、与艺术不相容的，所以谁要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观念，谁就必然会在艺术上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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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无力。 萨特说：“一个铁匠在作为一个人而生活时，可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铁匠所拥有的技艺却不一定会受影响；而一个作家则两者都会受到影响，后者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前者更大。 我看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战前衷心欢迎法西斯主义，但当纳粹分子把种种荣誉加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创作立即变得苍白无力了。”萨特举了《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罗歇为例，他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时期为纳粹领导一个评论杂志，即《新法兰西评论》。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走错了路，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许多封建御用文人，就其个人才华和个人信仰的真诚来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艺术才华与任何反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信仰得越真诚，他的艺术才华枯萎得越快。 很多人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一旦投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怀抱，他的创作才思逐渐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经常看见的个人荣华与艺术才华成反比的现象。 萨特关于艺术与非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既然艺术担负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既然艺术天然与自由为盟，那么，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了。 因此，在萨特看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捍卫自由的战斗者。 萨特说：“散文艺术只能存在于一个使散文获得意义的领域中，那就是民主的领域。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也同样受到威胁。 仅仅用笔来保卫它们是不够的。 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不管你是怎样接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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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文学把你投进了里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同上第２１４页）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美学思考是从最抽象、最超然、最个人化的“自由”开始的，而最后却落脚在社会的“责任”
上，在别人眼里纯属风雅之事的文学艺术变成了一场社会“战斗”。这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可以说是萨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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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动ｚｈｉｊｉｅ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存在主义的美学最终要诉诸于社会学，这已经逻辑地暗示出作家萨特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资本世界的著名抗议者。 萨特说仅仅用笔来保卫民主、自由是不够的，“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之言。 他说到做到，尽管还没有拿起杀人的武器，但从他在法国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表现看，他拿起武器并非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萨特的确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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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从不满足于把真理仅仅挂在嘴巴上，锁在象牙塔里，他意识到人的存在必须有直接的社会行动，于是他成了一位直接行动者。 在萨特的时代，几乎哪里有对自由的侵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萨特大声的抗议。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出现了事关正义原则的战斗，哪里就成为萨特关注的焦点，哪里就会出现萨特战斗者的身影。这个存在主义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要担负起自由的责任。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如果从个性和气质和个人生活目标来看，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本来都不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在大学时代，萨特还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 萨特在柏林留学期间，德国正是正义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的战场。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上了总理，２月２７日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 法国舆论深为纳粹对待德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安。 许多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已经开始流亡外国。 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代表１４００万德国工人宣布：他们决不允许法西斯继续统治德国，决不允许希特勒把德国拖入战争。 但就在那时，萨特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他在思想上属于左翼分子，但他决不准备介入社会活动。 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政治，萨特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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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既听共产党朋友的演说，也听社会党朋友的论点，但就是不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
（《七十岁自画像》）
，《萨特研究》第８９页）萨特后来又一再解释他那时的观点：“我想，我的任务是写作，而写作决不是一项社会活动。”
（《心心相印》第６６页）
１９３３年夏天，墨索里尼政府搞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展览”
，为了吸引国外游客，意大利的火车票七折优惠，而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是被吸引到意大利去的游客中的两个。 尽管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黑衫党党徒，到处都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大幅标语，但他们两人还是在那里玩了个够。 然后，萨特又回到德国，在法西斯主义喧嚣的柏林继续读他的胡塞尔，继续他在法兰西学院自由自在的留学生活，其间还轻松地涉足了与“玛丽”——当地一位学者妻子的风流韵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就是这么一个不关心世事的逍遥自在的家伙。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指出，是战争使萨特注意到了“他人”的存在，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战争也使萨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用他的笔来“战斗”了，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社会的直接行动：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那是在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一个夜晚，西蒙。 波伏娃参加了一个宴会回到达内马克旅馆，发现萨特留下的一张字条，说他在“三剑客”咖啡馆等她。 这就是说，被关在德国战俘营的萨特，她日日夜夜挂念的萨特，现在已经回到巴黎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三剑客”
，没有人。 就在她精疲力竭地瘫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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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上时，侍者交给她一张纸条，说萨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现在正在外面散步，他要使自己平静一下，很快就回来。 萨特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贝当元帅宣布停止抵抗，向德国投降后被俘的，他当时随法国第７０师在洛林驻守。 从那以后，萨特在德国的战俘营，西蒙。 波伏娃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 西蒙。 波伏娃听说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战俘营里，战俘们饿得连死狗都要吃，就更为萨特担心了。 成天想着在战俘营快要饿死的萨特。 一个月以后，她和萨特开始取得联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突然回到巴黎。 原来萨特是偷跑回来的。 他逃出战俘营后，冒充平民，混过了敌人的盘查，一直回到巴黎。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里，西蒙。 波伏娃吃惊地发现她和萨特并没有预想中的那种大难不死的宽慰和久别重逢的亲热，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萨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是集中营里使用的语言，它代表着战俘营中的战友们那种团结一心，只讲原则，反对一切妥协和让步思维方式，他不太理解沦陷区生活中所必须的灵活。 西蒙。 波伏娃觉得，萨特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他一会儿认为西蒙。 波伏娃在黑市上买东西是太过分了，一会儿又指责她不应该在声明自己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文件上签名。更让西蒙。 波伏娃吃惊的是，萨特宣称，他回家来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行动。 但当时纳粹德国正是强大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已经统治了从挪威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黑海的整个欧洲，他的伙伴日本正在中国登陆，意大利则横扫希腊，占领了非洲的索马里和利比亚。 在法国国内，整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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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萨特：荒谬人格
界和政界都向德国俯首称臣，同时严厉镇压“通敌分子”。而萨特他们呢，可说的只有两句话：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然而萨特还是决定了要立即行动。 为此，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合法身分。 这只有在贝当统治的“自由区”
，即德国实际上并未占领的维希法国才能做到。 萨特准备偷越“边界”去弄一张平民证，然后再悄悄地回到德国占领的法国。 但他后来了解到，巴黎的学校对回校教师的态度较为宽松，对他们的证件检查也不那么严格。 于是，他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中学，并重新获得了教职。有了合法身份，建立抵抗组织的工作立即就开始进行。组织工作是在西蒙。 波伏娃的房间里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也像萨特一样当过兵，后来成了一名著名哲学家的梅洛—庞蒂，还有梅洛—庞蒂原来在师范学校的几个学哲学的学生。 在这个小团体中，没有一个人会干诸如制造炸弹之类的工作，大家一致决定，在与别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前，他们的工作先限于进行反德宣传。 具体地说，就是搜集情报，油印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很快就与其它的小组织联系上了，其中还有佩隆领导的一个组织。 佩隆是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已经当上了英国间谋。不久以后，各个小组织的联系会议也召开了，地点就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卢森堡公园里。 这些新生的抵抗团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打败纳粹德国，此外就很少有什么共同处。 他们对战胜德国后的前途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 法国共产党最先投入了抵抗运动，他们当然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彻底马克思主义化的法国，至少也要有一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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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 萨特的朋友则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