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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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格丽特看来，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我们缺少一种世俗的话语去充分地把握非物质性的、形而上学的现实性。传统上，我们利用宗教去说明那种复杂的、不可见的、不能衡量的构成人类幸福本质的现实性。其实，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话语说明人的精神，无论我们是否信教。她把人的精神定义为“与我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或者相联系的深切的直觉感受”，认为我们是比任何基因机器、比任何逻辑和理性存在物更为丰富的东西。实际上，人类正面临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是——发现一种话语或词汇，它能够超越宗教、超越人种和跨越国界地把握生死的意义，以及人类精神的现实性。可以说，安乐死的讨论使人类有机会去发现这种共同的精神和话语。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的故事形式是比喻、对比和诗歌。我们通过理性、想象、直觉和认知来交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交流某种现实性，然而，某些知识的寻求只能通过建立一种人类希望相遇的、比喻的形而上学的空间，关于死亡的智慧便是这样的知识。
玛格丽特强调，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空间依赖于一种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结果，当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们逝去时，我们很难找到和进入一种要求比喻的、充盈着诗韵的形而上学空间。面对死亡，我们比祖先更为可怜，因为我们更难以用泪水来满足悲欢离合的需要，满足聚集在一起分享失去的痛苦、分享记忆的欢乐、分享诗意的仪式和挽歌的需要。
毋庸置疑，死亡是最古老的、令人恐惧和好奇的哲学争论之一，它也是生命中最后的行为。玛格丽特对于死亡意义和方式的追问非常有意义。人生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完整、有头有尾，我们既需要把故事讲完，也需要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这种恐惧的把握和超越。我想，人在死亡时之所以孤独和恐惧是因为体验到即将与这个世界、与亲人和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诀别。当我骑车路过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时，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别看眼前人群簇拥着抢红灯，但当汽车撞倒你时，你会发现在马路中间的却只有你自己！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同伴，孤身一人。
或许，当人们面临死亡时，都恐惧自己并不具备一种找到与他人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以及体验超越的能力。一位澳大利亚土著长老曾说，当我们面对死亡时，必须寻到一个新梦，而且能够把握住它。我们必须体验属于一个超越我们自身局限性的、更为广袤的空间。把握希望的意义，把握与未来的联结，以及被爱和回报爱的意义。面对死亡、面对恐惧，我们的确需要像这位长老所期待的那样，有一种对于死亡意义的形而上学把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广袤的世界，意识到一种新的生命和生活即将到来时，或许恐惧感也会随之减少。
当然，这一空间在现世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的超越才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我想，也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从对于死亡的恐惧中寻求到这种意义，玛格丽特才不那么赞成安乐死的选择。
期待中的译作
■ 止 庵
大约一年半前，我写过一篇《十年于兹》，略述外国小说翻译事。结末有段“赘语”，列举尚未译介的十种书，乃是：＇俄语＇尤里·奥列夏《嫉妒》、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红色车轮》；＇德语＇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法语＇若里—卡尔，于斯曼《逆流》、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缓期死亡》；＇西班牙语＇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我，至高无上者》；＇英语＇马尔科姆，劳里《在火山下》、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前不久有朋友从外地来，带给我一册新出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我想这倒有意思，虽然并无心邀功——该书面世，当然与我的文章无关。不过现在要谈翻译小说尚且有何遗漏，前此所列名单已经十去其一，实在令人快慰。
关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应该另写文章一谈，这里只说两点：一，德布林此书我虽然早已闻名，其确切地位却是从一则“本世纪最重要德语长篇小说名次排出”的消息得知。据说这排名表系由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三十三名组成的评委会提出，位居前五名的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夫卡的《诉讼》、托马斯，曼的《魔山》、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格拉斯的《铁皮鼓》。另外四部我都读过译本，所以知道此书分量。现在“本世纪最重要德语长篇小说”的前五名，都已译介到中国来了。二，这回我得到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属于该社“世界文学普及本”，装帧未免简陋，似乎与其地位不甚相称。好像应该另外有个印得好一点儿的版本才是。
现在言归正传，且就名单上其余九种一说。其实就像《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此前未曾读过一样，对这些书我所知也非常有限。多半是看了文学史的有关记载；再就是读过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据此推测一番。譬如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已经翻译了《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圈》（群众出版社，2000年）、《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82年）、和《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0年），前三种都是小说。索尔仁尼琴对于历史、时代与人类命运都有深刻把握，又兼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叙事才能。对于他那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六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组成的《红色车轮》，作为读者自然有所期待。作家自己也把这部历史小说称为“一生中追求完成的主要创作业绩”。附带说一句，时代文艺出版社早就预告出版此书，与《亨利·米勒全集》、《纳博科夫小说全集》同归“巨匠丛书”，但是迄今未见付梓，就连这里提到另外两套“全集”，其实也还没有出齐。
二十年前我看过马克·斯洛宁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其中对于奥列夏的《嫉妒》评价甚高。斯洛宁这书给我很大影响，纠正了此前关于苏联文学的认识；对于一向湮没实则成就卓著的一批作家，如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等，自此才有所了解。我曾经依照书中所述，拟就一份待买书目；这些作品逐一翻译过来，我也陆续读到，知道作者真好眼力。惟独奥列夏的《嫉妒》尚且空缺，我相信斯洛宁所言不妄：“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几篇短篇小说和剧本同那些更走运、更出名的苏联作家所写的许多巨著比起来，他的作品在现代俄罗斯文学中却是更为出色更有持续价值。”所谓“一部长篇小说”，即指《嫉妒》。
托马斯·曼作品的中译本，已有《布登勃洛克一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魔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大骗子克鲁尔自白》（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绿蒂在魏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和《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他的大部头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和《浮士德博士》尚且未曾译介。后者通常与《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一并被看作托马斯，曼的代表作。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托马斯·曼是惟一有可能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后一次提名，正因为他写了《浮士德博士》。
讲到布洛赫，我不曾读过他任何一行文字；就像前面提及的奥列夏和将要提及的劳里一样。最早知道他，是因为卡内蒂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对四个人表示感谢，其中就有布洛赫。卡内蒂素为我所推祟；我相信布洛赫正是与他一并感谢的卡夫卡、穆齐尔同样伟大的作家。关于布洛赫最重要的作品《维吉尔之死》，托·柴特霍姆和彼得，昆内尔合著《世界文学史》有如下介绍：“故事并不复杂，垂死的作家回到祖国遇见了奥古斯都皇帝与他自己的前辈。可是对事件的叙述却是不同凡响的。足以吸引我们的是作者的情绪与思想，他的主观经验：对生，对爱，对恶与善，对反对艺术的权力，还有，这是最最重要的，对死亡的思考。”
据我所知，于斯曼的作品，至少五十年来一直没有译介。他与莫泊桑、左拉同为《梅塘之夜》作者，曾经一并归在“自然主义”之列。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在《一九OO年以来的法国小说》中说：“他随后在《逆流》中塑造了西方没落的虚构——神秘的——英雄，令人难忘的人物德埃森特。但是小说家在沿着‘左拉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时候转变了，打算创立一个‘惟灵论的自然主义’来照亮‘人间和未来’。”莫泊桑与左拉毕竟还是老派作家，对此后西方文学的演变未必真有贡献；而于斯曼则以自己的创作参与了这种演变。他更多属于二十世纪。
塞利纳的小说译为中文的，迄今只有《长夜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一九OO年以来的法国小说》说：“从这个时代起，我们要记住两部主要作品。”一部是《长夜行》，另一部则是同一作者的《缓期死亡》。我读《长夜行》，觉得对于现有价值体系质疑得淋漓尽致，而人物命运与情节进展又与此相辅相成。《缓期死亡》似乎更进一步。卜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说：“《缓期死亡》不像《长夜行》那样富有论证性，书中的每一个情节似乎都处在安排得太好的系列中，因而允许塞利纳的世界向外扩展：这里的绝望伴随着戏谑、粗野和杂乱。”
这些年来，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颇具规模，尤其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重要之作几乎已经搜罗完毕。但不知为什么，罗亚·巴斯托斯一种也没有，尤其是将其代表作《我，至高无上者》遗漏了。他的小说，此前只有《人子》（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一种翻译过来。何塞·多诺索在《十年之后》中说：“真正的‘文学爆炸’只有四把固定的交椅，属于胡利奥·科塔萨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福恩特斯。还有一把不固定的椅子，有时是埃内斯托·萨瓦托坐，有时是笔者我本人坐。”除了上述几位——他们的作品都有较多翻译——之外，“文学爆炸”的重要角色，接下去就要数罗亚·巴斯托斯了。
艾弗·埃文斯著《英国文学简史》说：“《在火山下》虽然讲的是一个凄凉悲惨的故事，它具有我们期待从伟大文学作品中得到的那种值得肯定的素质。”而安东尼·伯吉斯在《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中说：“……这部作品属于开始于《尤利西斯》的传统。到1947年（按即《在火山下》问世的那年），《尤利西斯》被认为会得到高智力的读者大众和为它服务的出版家的充分理解，然而人们只要读一读劳里与他的出版商的通信，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目的受到多么不完整的理解。到本世纪末，《在火山下》也许会被看作少有的、真正的杰作之一。”现在他所说的“世纪末”时间已过，我们却连读到劳里这部小说译本的机会还没有呢。
提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除了由文学史得来印象之外，还因为读过他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和《葡萄园》（译林出版社，2000年）；我希望读到更多，尤其是评价最高的《万有引力之虹》。后来他的《V》（译林出版社，2003年）也出版了。但是前不久开会时我得到消息，未免受到一点打击。有位出版社的社长说，曾经几次请人翻译《万有引力之虹》，无不知难而退。大概这也是一部不能翻译的作品，就像乔依斯的《为芬内根守灵》那样。不过仍在这里列个名字，算是一种不作指望的期待罢。
写这篇文章，本想拉个长长的书单；但是就此打住也罢。谈论已经翻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