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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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也许是将物理学家们从昏昏沉沉的瞌睡中唤醒。
从公共仪式到公共艺术
■ 张志伟
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曾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榜样，但它并不是全体人民的民主，因为广大奴隶阶级是被排斥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之外的。同样，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是把广大劳动阶级排斥在外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他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转向政治公共领域的。在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公众对西方民主政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有财产或受过教育并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市民阶层，先是通过发表私人通信的形式讨论文学问题，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继而通过咖啡馆沙龙的激烈争论并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形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人们享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并崇尚理性，所以，他们可以使私人的见解在理性原则的指引下通过激烈的争论而获得一致的公众舆论，这种公众舆论对当代政治的批判逐渐对政治权力发生影响。当然，这种公众舆论并不包括那些没有财产、没有受过教育、没有闲暇的无产阶级的看法。
在十九～二十世纪，由于西方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福利社会，普通大众开始有能力进入公共领域，但由于大众媒体的迅猛增加和不断商业化的倾向，公共领域的批判性逐渐消失，政治公共领域重新退回到“文学公共领域”。而这个大众“文学公共领域”其实已经和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有了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一个私人之间通信交往讨论文学思想的精英文化领域，而前者则成为无讨论地接受传媒娱乐文学的大众消费领域。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众中的每一个私人都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反复讨论碰撞后得出的公众舆论（公共见解），那么二十世纪的“公众舆论”则是在大众传媒的精心策划下引诱出来的“共同看法”，这两种“公众舆论”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前者是批判性的，后者是消费性的。所以，哈贝马斯把这两种公众分别称为“文化批判公众”和“文化消费公众”。
随着电视影像等新媒体的出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世界彻底走向了文化消费的时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大众公共领域则是失去私人领域的单纯公共领域，这种单纯公共领域被哈贝马斯看作是一种“伪公共领域”，因为，“真正的判断应当在讨论中得出，因此，真理表现为一个过程，即表现为一个启蒙的过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4页，注32）而大众传媒取消了公众的讨论和批判，它们只是通过文化媒介人的活动把各种利益集团的意志乔装打扮后，以迎合大众心理的形式塞给大众。这样，那些各种利益集团隐蔽的意志就好像是大众自己的意志，成为公共领域的现实，我们应该把它称为“非批判性的公共领域”。
一个没有私人领域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是盲目的，每一个参与公共领域的头脑不再是自己的头脑，每一个心灵也不再是自己的心灵。“人们不再通过孤独的个人观察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1999年，第185页）批判意识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在文化消费的时代里，真正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已经不存在了。从事“非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建构的专家只是利用各种陈词滥调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为文化工业创造利润。
在影像的时代，大众文化消费的“文学公共领域”必然会以影像的方式显现为艺术公共领域。而这个艺术公共领域却是一个有着自身传统的精英领域，它必然会与从“文学公共领域”转移过来的大众娱乐倾向产生对立，所以，这里会成为新的战场。
在中国，艺术公共领域自古就是一个战场，当董其昌说“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时，艺术领域的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早已泾渭分明。但是，那时的艺术公共领域总是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就像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公共领域一样，而当时的大众文化消费却在木版年画和泥人剪纸中另辟蹊径，但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消费的领域。
真正使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的公共领域是仪式领域，许多仪式都是真正的平民公共领域。
二、认识领域和精神领域
也许仪式中会有真善美的成分，但仪式公共领域却是一个潜伏着危险的领域。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两个概念：认识领域和精神领域。
人类的思想判断可以分成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所谓事实判断，就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可以根据经验事实来检验其真伪。所谓价值判断，就是关于情感选择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无法根据经验事实来检验其真伪，而只能根据某一价值体系、价值标准，来确定其正误。价值判断只判定好坏，不断定真伪，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普遍公认的价值真理，只能得到相对公认的价值真理。
只有科学能获得普遍公认的判断，因为科学判断是事实判断。
所有的事实判断构成了思想的认识领域，所有的价值判断构成了思想的精神领域。（当然，在理论认识领域的逻辑起点上，也常常会有价值判断。精神领域除了价值判断构成的思想以外，还有感受、体验等非思想的因素。这里暂且置而不论）在认识领域里，虽然有能够被普遍公认的判断，却没有永恒、绝对的真理，因为，任何认识系统都是不断发展的；在价值领域里，虽然没有能够被普遍公认的判断，但对于特定的价值系统来说，却有永恒、绝对的真理，因为，精神境界的高度不是随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提升或发展的。古人的境界并不是今人一定能够达到的，更不要说超越了。在认识领域里，人类的认识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在精神领域里，发展论却是一个神话。
认识领域与精神领域的这种不同性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之中，就表现为属于认识领域的政治公共领域和属于精神领域的仪式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往往是少数人的，他们通过理性认识影响公共权力机制；仪式公共领域往往是多数人的，他们通过各种非理性的仪式保守着公共道德机制。政治公共领域往往是批判性的、理性的，仪式公共领域往往是非批判性的、盲目的。
对于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而言，认识领域与精神领域的不同性质，则表现为属于认识领域的日常生活领域和属于精神领域的艺术文学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往往是多数人的私人领域，他们由于心灵麻木而能够靠对生活的认识常识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现实世界；艺术文学领域往往是少数人的私人领域，他们由于心灵敏感而不能靠“常识”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现实世界，所以遁入了艺术文学私人领域，把艺术文学世界作为自己心灵的避难所。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政治公共领域属于理性的认识领域，而中世纪的宗教仪式公共领域则属于非理性的精神领域。前者推动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后者导致了西方的宗教战争。在西方，每一种仪式公共领域都潜藏着大众暴力的危险，仪式，有时往往等于众人一起犯罪，而无人承担责任。或者说，众人承担共同犯罪的心理责任。仪式不是人类个体本真的内心生活的外化，而是人类群体无力面对困难时求助的精神体制，它是大众社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形式。人类的文化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仪式属于制度文化。仪式作为一种制度往往是生产并利用某些文化器物来实现人类精神的传承，这些器物构成了人类的物质文化，被传承下来的精神则形成了人类的精神文化，而仪式本身属于人类的制度文化。
仪式是对集体情感的一种肯定方式，一个群体的集体情感越需要肯定，仪式就越多、越隆重。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由自在的，是非集体性的，所以，一个社会要肯定某种集体情感的真实，就会反复地举行某种仪式。仪式总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重复性的，是为了给人类一种正当的理由去共同犯罪或忏悔，以解决人类某种内在的危机感。所以，远古的仪式总伴随着巫术，中古的仪式多依靠着宗教，而近世的仪式虽然花样繁多，却仍是巫术和宗教的变种：要么以障人耳目的巫魅方式，制造幻象来迷惑群众，诱导着众人共同犯罪的欲望，形成一种感性的狂欢仪式；要么以摄人心魄的虔诚方式，立起一些牌坊去震撼群众的庸常状态，引导着众人共同忏悔的灵魂，形成一种精神的庄严仪式。
知识分子与公民之间的摆渡人
■ 唐小兵
1937年7月，在民主与独裁大讨论几近尘埃落定的抗战前夕，胡适发表，篇政论《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他在此文依然重申其一贯的思想：“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逐渐升学上去。宪政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参加这种生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就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学网球必须上场一样。”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切地实现过胡适这种朴素得甚至“乏味空洞”的宪政理想，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从1905年科举制废除的迷雾中苏醒过来，虽置身现代社会而仍旧抱持古代士大夫的迷梦，将“治国平天下”和“驯化斯民”当作其神圣理想，因此，二十世纪历史所隐喻的恰恰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向公民政治转型的屡屡受挫。这种挫折让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原因似乎既可以归咎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强大，又可以卸责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衰弱。
不管怎样，胡适在近七十年前的认为民主政治为幼稚园政治的思考，为今天的学人继续追究和探寻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旅美学者徐贲先生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是在这个历史脉络里延伸出的“思想盛宴”。在知识分子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徐贲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尽管这可能导致他在公共舆论中丧失广泛的影响力。徐贲先生曾经私下对笔者说，在他看来，思想 （动词意义上的thinking）、生活与历史是三位一体无法分割的，而“文革”在农村插队十年的经历与旅美近廿年的跨文化生活，让他具备了一种在文化比较视野中历史地思考中国公民文化建构问题的能力。在我看来，思想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要么是以冷静而保持克制的距离感去建筑一种“逻辑性的、符号化的”理念世界，要么是永远像怀乡病患者一样热烈地在生活本身中内在地透视和思考“历史的现场”；前者往往相对来说情感自洽而悠然自得，后者则很可能被生活中隐蔽的风暴撕扯而痛苦地直面破碎的现实。徐贲显然属于后一种思想者，他从来就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在符号的后现代游戏里游刃有余地玩弄着欺骗大众的学术八卦，而是真实而热烈地面对着他个人性的历史与生活，他是一个苦痛而忧愤深广的追问者，他的思想是在荆棘丛生的学术道路上上下求索的真知灼见。
徐贲先生这本论文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问题意识却是明确而集中的，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如何通过西方思想和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来建构出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和健康的公民文化。阿伧特的思想构成徐贲思想的原点，他同意阿伦特的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对政治事务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冷漠和厌恶，这并不一定仅仅意味着政治体制本身存在无法召唤民众参与政治的弊病，也可能意味着萎缩的公共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耗损着公民的政治能力。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批判如果仅仅着眼于对体制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