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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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研究理念与价值追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总是被看作是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的课程问题。特别是目前在急切的“赶超”意识驱动下，我国的课程改革正进行的轰轰烈烈之际，为了避免以往我国教育改革中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而屡屡出现过的“赶时髦”、“一阵风”的弊病，探求课程与政策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有必要倾听一下大洋彼岸有关课程与政策研究的理性的声音。
“课程与政策”是美国当代课程论专家阿伦·C·奥恩斯坦教授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一书中讨论的一个专题。首先哈罗德·霍奇金森教授的《教育人口学：教师应当了解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趋势中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霍奇金森教授认为，其中种族、宗教、年龄、生育、财富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都将会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实施课程教学的课堂中，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对作为课堂管理者教师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了解种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会对教育、课程和教学产生的宏观影响，而且还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学生的差异性所带人课堂上世界观的不同，以及如何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最大程度上实施“因材施教”。乔伊丝·爱泼斯坦教授在《创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如何更好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服务的问题，提出，尽管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又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促使这种“伙伴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管理者、当地纳税人、教师、学生父母、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詹姆丝·西尔丝教授的《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对教育者的挑战》、珍妮·奥克斯教授的《限制学生学校成功和生活的机会：分轨的影响》和阿伦·奥登教授的《维持综合学校改革所需的成本》的三篇论文则从制定教育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诸如学校课程设计应如何关注来自非传统家庭——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学生的成长问题；教育分轨政策对学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问题，以及从经费支出的成本估算来进行适合实际需要的综合学校改革问题。这些对有关课程和政策之间具体问题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制订课程改革的政策，才会有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
以往美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是，无论当时在制定改革政策时设想的多么美好，一旦实施起来总是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失误根源在哪里？卡尔·格利克曼教授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改革中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企图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做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最终选取得一种“正确的”观点，抛弃另一观点，这是意识形态绝对化倾向的突出体现。事实上，每一时期的教育发展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综合了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研究者应尽量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教育历史研究中二元式对立的研究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教育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来制订教育政策，这样，才能在未来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项诗学工程
■ 张桃洲
这几年，诗人西渡似乎从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各种文学期刊少有他的新作，众多媒体也难觅他的踪影。这多少引起了一些疑惑和猜测。当8卷本“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面世时，惊讶之余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几年西渡把大量精力花在这套书系的编纂上了。
这套书系亮出了“精选现代名家、解读千古名篇”的旗号，所选人的中国古典诗文以及新诗、外国诗作品，皆为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定评的名篇佳构，而那些解读文章更呈现了诗与思相沟通、古典情怀与现代智慧柑融会的绚烂景观。每卷洋洋数十万言，显得厚重深沉。称这套书系是一项浩大的诗学工程，应该并不为过。无疑，其间渗透了西渡披沙拣金所花费的心血，更显示了他的魄力和眼光。
如果说几年前出版的文论集《守望与倾听》，仅是西渡自谦“在毫无训练的情形下撞入批评领域”的尝试之作，那么随着这套精心编选的书系的出版，西渡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和气质逐渐凸显。因为，从编选本身来说，任何选本或多或少地贯穿着编选者的理念或思路，后者借助于成系统的编选活动而得以构建起来。具体而言，这套书系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渡诗学观念构建的努力。
其一，重视“阅读”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与展示。西渡曾经指出，“写诗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放弃自身，去倾听语言的发言，阅读同样意味着放低自己的位置，去倾听词语的声音。与写作不同的是，阅读还涉及与另一个心灵的契合”。这可谓道出了阅读（尤其是诗歌阅读）的特殊性质和难度。这套书系的关键词之一正是“经典阅读”，对此西渡借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话做了诠释——“经典：不是说你读过没有，而是说你读过几遍”，并进一步发挥说：“对经典的阅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内在生活的质量。阅读经典，就是和人类最优秀的灵魂打交道，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阅读，在西渡那里是一种逼近内心的探询，一种与文本的持续的对话和共存。
对阅读的重视是当代诗学的重要趋向之一，它既是一个文本阐释学（关涉文本内部结构）的问题，又是一个文本社会学（超乎文本之外）的问题。因此，阅读不但促动了阅读者文学经验的累积，而且参与了其生存习性的塑造，这不是能够轻易教授和习得的。由于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任何想要探入这一世界的行为不啻是一种“冒险”。显然，不同诗歌文本有不同的进入——即阅读——方式。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文如此，现代的新诗和外国诗更是如此：它们以各自繁复或单纯的样式、处理了变幻多端的经验，需要阅读者付出巨大的心力和想象，才能在领悟中获得愉悦。
这套书系选录的解读文章充分展现了阅读方式的多样性。看看布罗茨基对奥登《1939年9月1日》和弗洛斯特《步入》《家葬》的著名解读，便可领略到阅读的精细与深入，这是出自诗人的阅读，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洞察、申发与回应；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的解读，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对一位哲学家诗人之诗思的发掘和触摸，在呈现哲学家对自身问题展开和解决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时代诗歌的境遇。在《名家读新诗》这一卷中，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样得到了展示，如唐晓渡解读穆旦《春》所表达的对“另一种新的诗歌可能性”的期待，欧阳江河解读张枣《悠悠》所提出的“站在虚构这边”的阅读范式，臧棣解读西渡《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所探讨的“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等等。当然，对于这套书系的读者而言，对这些诗文及其解读文章的阅读本身，便是新的一轮探询与对话的开始。
其二，从新诗与旧诗（古典诗歌）的分野中，探求各自的诗学边界特别是新诗的合法性依据。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诉讼纷纭却又难以辩清的话题，里面包含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预设和论断。比如，有人强调古典诗歌的成就远远高于新诗，有人认为新诗至今没有成型因而也无法成立，等等。在这套书系中，古典诗歌和新诗的卷数的比重是4：1。当然，篇幅并不能说明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套书系选录的解读文章所体现的双重视野：一是新文化（文学）的参与者如何看待古典诗歌和新诗，另一是西渡在编选过程中如何甄别、处理这些解读文章，以及他本人如何看待古典诗歌和新诗。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古典诗歌和新诗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二者在诗思方式、语词结构、时空意识等方面迥然有别。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自不待言，它有一条相对明晰的演化路径和一些相对自足的命题。这套书系在借助名家阐发古典诗歌之魅力的同时，力图勾画其衍变轨迹：“从《诗经》的《蒹葭》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到南朝民歌《西洲曲》再到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中国诗歌这样一个从发明、扩大再到完善的演变过程”。为什么如此勾画唐以前中国诗歌的脉络？显然，西渡对古典诗歌篇目的择取——即其演化路径中一些节点的认定——是别具意味的。在这里，所选录的解读文章更像是一面面透镜被编排在一起，被用来考量古典诗歌的质地。
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的命题似乎驳杂得多。古典诗歌对新诗造成的“焦虑”及其作为新诗可能的资源，是另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话题。正是古典诗歌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不少现代名家为之倾心，比较典型的如林庚，其在三十年代寻求新诗创作的变革时就显示了浓厚的古典意向，后来成为古典诗歌研究的大家。这种转变不仅关涉古典诗歌阐释学，而且映现了新诗自身的某些问题。值得思考的是，新诗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很多时候新诗的阅读何以成了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新诗的书写者，西渡不是简单地站在新诗的立场为之进行辩护，而是从学理上就“新诗到底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探讨与剖析。他透过废名关于新诗的论述，为新诗和旧诗划开了一条界线：旧诗的核心是形式的修辞化，新诗的特质则是鲜明地追求表现内容的特异性。整卷《名家读新诗》仿佛都是为。了印证这一点。
由此不难看出，这套书系是一次相当有准备的诗学结晶。相信它们不仅有助于推动诗歌阅读的普及，而且将有力地汇入当代诗学的建构之中。
危机时刻的诗歌选择
■ 赵 璕
循例这则短评的开头应当对送套八册的“名家课堂”有一个基本的介绍。但考虑到它作为一个诗人三年全部劳作的成果，有什么比了解他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更为基本的呢？而且，作为去年春夏间因在其主编的一套初中语文读本中不选人文言，被责为“斩断传统血脉”，引发“八十年后文白论战”的主角之一——是的，两套丛书的主编都是诗人西渡——他对经典的认知和选择，不也显然是人们更关心的吗？
我很晚才了解他这一浩繁工程。大约是论战硝烟将散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正在编一套“经典”读本。我本有些担心他在那样的舆情中能否挺住，这样的“转向”又几乎使我怀疑他在准备退却。我匆匆草出《对现代的防御》一文，提醒他在对“现代”多年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之后，对“传统”的歉疚心理正衍化为一种无批判的膜拜意识，随后出国远游。不曾想他却早已入室操戈，把我辈对新诗深拒固闭的防御战（所谓“新诗有自己的传统”）推展为在旧诗国里酌裂土封疆！“诗经”以降的传统诗，已几乎尽人他勾画的新诗版图。
然而他却不是在成全一部“中国诗史”。其中，被胡适称为“白话文逐渐长成”标志的元曲不见踪影，明清诗只有很少的存留，甚至，为人称道的宋词也倍遭他的掊击。很明显，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中，是诗而不是史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所谓词、曲作为宋、元文学代表一类的观念，于他并无意义。并且，他也由此把新诗从“诗歌史”的线性时间绳索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使之在“诗歌史之前”的广阔领域寻找自己的同志和敌手。
在收录于丛书“新诗”卷中的《新诗到底是什么？》中，西渡对废名有关新诗与传统诗的论述深表赞许：
在“胡适之先生认为反动派的‘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的诗”中，废名却看出了“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虽然温李也用“诗的文字”写作，但他们真有“诗的内容”，因此“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他认为，“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新诗里自由生长。”……废名将此称为新文学的“文艺复兴”，“即是由个性的发展而自觉到传统的自由”，把古今新的文学一条路沟通了，远至周秦，近迄现代，本来可有一条自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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