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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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当然知道自己在违背规则，但他似乎对此没有心理负担。这是一个生活单纯的医生，他是这孤儿院的轴心，离开他孤儿院完全无法运转；他始终都在尽力而为，尽管越来越力不从心。医生渐渐老去，而年轻的荷马才刚刚开始漫游，不知道是不是会回来。他一次又一次提醒荷马他是医生，甚至寄给荷马一个诊断包来提醒他。
荷马逃离了孤儿院，更加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为一名医生，他没有学历，即使有足够的实际操作能力，从孤儿院之外的世界的规则来说，他不能被承认是一名医生。荷马将自己的能力隐藏起来，此刻他对于世界了解得很少很少，完全没有勇气像医生那样无视规则。不过他最终要回到孤儿院。待荷马看过一些世界的精彩和无奈之后，医生已经去世了，而他在了解了医生曾经是违背了那些规则之后却顺从了医生的意愿，站到了他以前的位置上。
意愿正当性问题
无论如何，医生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医生很老了，终究要停止为孤儿院服务，不是通过退休，就是通过死亡。医生有理由信不过那些申请人，显然，这份工作实际上毫无吸引力。要求长期住在这所荒凉破旧的房子里，工作内容是妇科与产科手术，还有做孩子们的全科医生。没有像样的福利；看不出来有什么升迁机会，只能不断的奉献、给予，永远也别想到索取和回报；而工作所要求的职业能力却需要高昂的教育成本，具备这样技能的人要求回收成本甚至有所盈利才是正常的心态。
应该乐观地相信，这个世界上述有人，也许还是为数不少的人愿意做或者正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比如医生，但是孤儿院所在地距离其他地区是如此遥远，这样几乎被隔绝的状况令医生根本不可能见到符合他的想象的可能的接替者。
荷马因此成为对医生的一种安慰。由于各方面限制，荷马像其他孩子一样，本是不可能获得正规学校教育的。但在极其单调而显得无限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医生亲自教育了荷马。我们无法评判医生的这个成就对荷马而言是福还是非福——否则他又能够干什么呢？然而，培训荷马更多的是医生的需要而不是荷马的需要；荷马想要的是出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只是他花费了过长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在这段时间里，他首先被慢慢训练成一个没有正规学历的医生了。
荷马对自己实际是遵从了医生意愿的成长结果始终无知无觉，即使当他坐在医生的座位上若有所思，仿佛呀白了也同意了医生的安排。故事发展逐渐消解了追问医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荷马是否正当的问题。不被期待的出生、在孤儿院的成长的背景，还有从医生叙述中透露出的他被领养失败的经历，以及医生混合着悲悯、怜惜和无能为力的眼神，构成难以穿越的感性封锁，阻挡了荷马那些早年的愿望。医生以无可置疑的牺牲、处心积虑的耐心从一个善的动机导向一个善的结果，一个渴望家庭的孩子，终于被令人安心地指定在这里。
那些所有孩子都表达过的被某个家庭带走的愿望，在承担了医生的责任的荷马身上消失。这一过程其实仍然值得追问。即使荷马始终都在懵懵懂懂的状态当中，不具备选择和判断能力，即使他的遭遇实际上关闭了他过另外一种生活可能，但医生对荷马的塑造，那种包含了专业的、年龄的、情感的种种权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塑造；那种以他人需要的名义，将某个人召唤到某个要求他做出牺牲的位置上的打算，其正当性仍然是可疑的。因为，这更多的是医生的需要而不是荷马的需要。然而，荷马在外面世界的游历又令人悬心，人们也很容易认同医生的意愿，只要看到那些孤儿的眼睛。
让反思伴我们前行
■ 李长伟
在人类历史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第一次将“科学”与“欲望”提升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以此造就了丰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然而，科学的“精确性”与欲望的“无休止性”也同时将人类带人了“无思”的境地，换句话说，生活在科学框架中的现代人在“永远向前”的欲望推动下忙忙碌碌、匆匆向前而难得“停下来思考”，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生活由此趋向庸碌与虚无。在此情景下，以“反思”为核心的哲学应当介入现代生活，突破欲望的束缚，唤醒人类反思的能力。对教育领域中的课程研究来说，哲学的反思尤为重要，因为课程研究所关涉的课程是人们进入自我与世界、追寻美好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与资源。
由美国当代著名课程论专家阿伦·C·奥恩斯坦教授等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就是将哲学反思引入课程研究一本杰出著作。在这部优秀的著作中，阿伦·奥恩斯坦、拉尔夫·泰勒、彼得·麦克拉伦等著名学者对过于倚重科学规范和社会成规去进行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奥恩斯坦等人看来，一个负责的、优秀的课程工作者应当了解各种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无所不在地决定着人们的现实观，决定着哪些价值观和知识是重要的，也左右着有关教育、教学和课程的决策”。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课程工作者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和社会的意志随便地采纳一种哲学思想去进行课程设计与实施，相反，他必须具有反思性“实践智慧”，以审慎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因为课程实践是复杂又具体的，牵涉到学生、教师、学科、家长、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奥恩斯坦提醒课程工作者不要仅以一种哲学思想作为课程开发的指南，而要努力寻求能平衡各种因素的“中间区域”。罗纳德·勃兰特与拉尔夫·泰勒提醒课程工作者在设计目标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要指望能够寻找适用于所有情景的最佳清单。弗朗西斯·克莱因提醒课程工作者在认识到当今课程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工艺学观、认知过程观和学术理性主义观的局限性，进而引入社会改造观和自我实现观的时候，不要非此即彼，多样化的课程设计会使课程更为丰富多彩。彼得·麦克拉伦通过对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的高度评价，提醒课程工作者要具备反思与批判精神，与只强调强势利益的社会主流保持距离，为实现充满人道与爱的教育目的而努力；玛克辛·格林则在批判标准化的科学技术对学生的想象力、思考力、和爱的能力的剥夺的基础上，提醒课程工作者要加强艺术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在与艺术品的接触中，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同时又深爱他人的人。概括说来，这部著作传达的是一种对“不言而喻的”现象进行自觉反思的意识。
追问学校的德育理念
■ 刘黔敏
道德教育永远不是轻松的话题，今日的学校道德教育更总是处在争议中，有对其方式方法的指责，也有对其效果的质疑。《当代课程问题》中的几篇涉及道德教育方面的文章，无论是对学科德育的关注，还是对学校管理的追问，抑或是对道德教育设计本身的质疑，都发人深思。
让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向时形成正确价值观，是此次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如何在数学课上教道德？如何在生物课上进行关于道德主题的讨论？如何在艺术课上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在阅读内尔·诺丁斯的《教关爰酌主题》之后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以犯罪的主题为例，内尔·诺丁斯指出，数学课程可以收集有关犯罪的地点、频数、各类犯罪的比率、罪犯的年龄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等数据，还可制作一些图表。生物科学教师将会发现犯罪学能丰富他们的进化论教学，例如，在多大的程度上，犯罪的倾向是遗传的？为什么男人犯下的暴行比女人要多得多？艺术老师则可以让学生们了解纳粹时代的艺术控制是如何助长一个国家走上犯罪的道路的等等。她的视界里将科学、艺术与社会问题如此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课堂教学之中，让人叹服。经常看到学校中存在的种种师生关系恶化的新闻，一般来说最后也就止于对教师道德的指责。而托马斯·塞尔乔瓦尼的《德性政治：关于学校领导的新构想》则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学校的管理本身缺乏德性，学校总是存在着分裂、相互敌视、派系斗争，所有的人都在为利益而竞争，教师们生活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中的时候，让教师道德地对待学生，去教学生道德，是否会存在实践的断裂呢？事实上教师是无法“孤独”地进行道德教育的，学校必须成为充满德性智慧的地方，才有可能培养有道德的人。这对于今日中国学校教育管理问题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警示。
长期以来人们喜欢评论学校的道德教育的效果问题，认为学生的道德水平没有达到教育者所希望的境界，但是很少有人去追问道德教育本身的道德性问题。阿尔菲·科恩的《对品行教育的批判性反思》一文针对美国的品行教育方案提出了五个问题：问题是在哪个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人性观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哪些价值观得到了提倡？学习的理论是什么？沿着这五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对我国的道德教育的道德性进行反思。
教学智慧的盛宴
■ 王丽琴
《当代课程问题》中讨论的若干课程问题，都可以落实为教学问题，而教学过程中师与生教学智慧的被充分发掘、充分尊重是学校、课程等良好运作的前提。第二编和第四编中的数篇论文有一个相似的主题，那就是深切关怀现实处境中的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状态。不论作者倾向于认为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支持人本主义的教学还是其他，以往常见的争执与辩驳在文中化作相互支撑的力量，共同构成了这场交织着科学与人文光辉的教学智慧之盛宴。
本杰明·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影响中国的教学，他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一文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他和研究生们做过的一系列教学实验，以规范的科学主义视角比较了常规教学、掌握学习和个别教学的效果，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很值得国内的教学实践者们认真学习。类似的科学主义教学精神还出现在赫伯特·瓦尔贝格对“教学方法的效力”的综述性研究之中，此文不仅为我们简要回顾与评析了行为主义、程序教学、掌握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微格教学等教学模式，更强调了方法对实施过程以及教学目标的高度依赖。文中引用的那句谚语实在生动而深刻：“即使是最好的锯子，如果被当作锤子来使用，也是无济于事的。”相比之下，经历了科学化粮潮之后的美国教学研究也逐渐开始了对技术化教学的反思，帕克·帕尔默的《教师的内心世界》一文尤其值得一读。他反复倡导教师面对真实的自我，提出了“聆听内心的教师”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概念，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能再倚重于布卢姆式的经典教学实验，“故事”成了最好的描述这类教学思想舶方式。
两编中许多论文处处潜藏着新鲜的研究视角：当威廉·格拉瑟在珍妮特的婚姻失败与约翰的学业失败之间找到超出人们想象的相似处（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听我的想法等）时，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独特的审视视角而赞叹；当安迪·哈格里夫斯从教师日常情绪的访谈记录中找到教师与家长交往中的焦虑源泉（家长对过去学校的怀旧之情）时，我们则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关怀教师、学生的人文立场。不少作者关注了标准化教育、标准化测验、教学评估等科学主义色彩更为浓烈的课题，但他们的观点大多是尽可能中正的，在阐述标准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所面临的危险。还有一些教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新近出现的，如网络一代与互动教学技术，面对数字时代数码儿童们遭遇的各种焦虑，学校必须迎接挑战。唐·塔普斯科特在《教育网络一代》一文中为我们展示了乐观但不盲目的教学信念。在他看来，新一代教师从传递者变成了促进者，而当我们进行这一势在必行的变革时，我们可以求助于在新技术的环境中长大并沉浸于其中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最有发言权的人”。
超越二元对立
■ 王彦力
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研究理念与价值追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总是被看作是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的课程问题。特别是目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