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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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最近的若干年里，哥特式文化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回潮，也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一现象中，它的反文化的气质，和它如此轻易就被组装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的情形，尤其显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关系。至少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善／恶冲突正被重新利用和服务于历史书写一我们只要看看《魔戒I》里面那个邪恶的法师造型何其酷似哈马斯领袖亚辛，就能明了这一点了。曾遭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双重压抑的中世纪文明，正被重新唤醒。虽然它的导向尚未可知，但是毫无疑问，它将改变西方文化的遗产分配；并由此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它的继承人。（美国人争夺这份遗产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把它投射到未来。这样做不仅是要掩盖对美国而言，中世纪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本身的空虚——美国不需要起源于古典，它只要起源于古典主义即足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还掩盖了另一个历史事实：与中世纪相对应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是比中世纪还要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那块大陆上曾经居住着另一个文明——一个高度发达但后来惨遭灭绝的文明。）
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前景——或者说“小叙事”——是否可以借重基督教的遗产而重新焕发活力，似发展出一种新的有限度的、有疆界的普世主义？还是只能求助于以断裂为前提的正义女神，并且接受和不断解释那个断裂（美国）乃是延续和整体（西方文明）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的荒谬？——这种困境，这种哲学、理性和知识的焦虑，在历史的责任未曾确认（自然也就更谈不上清算）之前，都只不过是欧洲事务。
三
让我们看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它们同欧洲问题紧密相关。第一件事是有目共睹的：欧洲宪法遭到欧盟主要倡导者之一法国的否决，已经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困境。而几乎同时，曾在是否出兵伊拉克问题上，以“正义”的名义拒绝裹挟在美国全球霸权中的德维尔潘出任法国新一届总理。就此可能提出的诘问是（请原谅这种对德里达的庸俗化的理解）：正义女神的幽灵们——比如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场合下的布什、普京、希拉克和施罗德——是否也都值得维护？
而第二件事则更耐人寻味，它说明足球——它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民间文化——远比祖籍奥林匹斯山的正义女神更能代表欧洲的形象。欧洲冠军杯决赛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来自英格兰的利物浦队和意大利的AC米兰队进行了一场堪称经典的巅蜂对决。土耳其这个自中世纪晚期至今一直被视为欧洲内部的他者的国家，突然竟成了一座跨越了宗教、民族与政治等所有矛盾的坚固桥梁，一夜之间便连接起了英吉利海峡这道欧洲历史最深的沟壑。如果我们依此再稍稍展开联想，体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味将更加丰富而有趣：比如土耳其足协曾一度试图脱离欧洲加入亚足联，以便更容易地争取到世界杯参赛资格；还有就是去年雅典奥运会之前的欧洲杯上，持外卡参赛的希腊（它与土耳其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且曾是二十世纪前期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最终夺冠，从而创造了一部“现代希腊神话”——正是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幽灵，仍在保佑和维系着世界历史的整一和连续性，在那些本来断裂乃至应该要求断裂的地方，处处可见正义女神的幽灵在忙着弥缝粘合。
红色诗人谷川雁
■ 刘燕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久，诗人胡风将这一天写进了组诗《时间开始了》，用最美好的汉语歌颂新政权的领袖：
毛泽东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觅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
无独有偶，在日本，一位诗人也写下了一首题为《毛泽东》的颂歌：
疾光闪电爱恋着山冈
在拂晓前的水罐儿边
汲出苍白的水
那面色如同磐石
他宽阔的后背正在倾泻一场崩溃
那是死刑场上雪的优美
丰满今天的每一个日子
点燃熔岩般喷发的怒火
明天在地层深处再次轰鸣
毛同志的大耳朵凝神低垂
一个震撼大地的回声飞翔俯瞰
村庄里悲苦的人们叫喊声裸露碰撞
于是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
刮起粗砺的风暴
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毛同志，伫立
这首诗1954年甫一发表，立刻震撼了当时的日本诗坛。有论者说，《毛泽东》像一幅静谧的宗教画，呈现出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因为“毛同志”是基督式的救世主，所以“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1995年，《毛泽东》一诗的作者谷川雁去世，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谓众口一词：“新左翼的精神煽动者之死预示了红色时代的结束”广归根到底是诗歌特派员活动家——以诗作幌子进行党的特派工作”；“日本最后一个古董破碎了”……其实，谷川雁并不是一位为政治而写作的诗人，他明确表示：“对于诗，我是政治派。而且是反政治的政治派。我认为我的大多数作品不过是非政治诗。一部分带有政治气味的诗只需两三年就会发霉……‘诗是诗，政治是政洽’与‘诗为政治服务’两者都是偏激派。”（《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谷川雁（1923年12月～1995年2月），原名谷川严，后来改“严”为“雁”，原因或许正如少年时代的他在一首诗里所述——“吾似雁，雁似吾，洛阳城里，翅影背花还”。他与明治维新时代的豪杰西乡隆盛同为九州熊本县人，骨子里也有西乡隆盛的叛逆精神，上高中时就因为批判日本的盟友希特勒，被老师斥为“这家伙迟早是个赤色分子”。
日本战败前夕，正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谷川雁被征人千叶县陆军野战重炮队，在出征前的壮行会上慷慨陈词：“即使做了奴隶，同样可以用寓言来讽刺时政、揭露丑恶，伊索不也是奴隶么？”结果，在当兵的八个月里，他因为“作风不像皇军的士兵”三次被禁闭。
战后，谷川雁像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一度陷入消沉绝望的情绪之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鼓舞。当时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正经历着黑暗的颓废时期，亟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重振民族精神。日本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毛泽东是如何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占领天然要塞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又是如何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进行抗日战争，最终打败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1951年，著名学者竹内好出版了《毛泽东》一书，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竹内好在书中断言：“井冈山的毛泽东几乎是个鲁滨逊。”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已经形成。“当他将内外生活的一切归之于‘无’；当他不再固守那本该失去的一切，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都被他所拥有；他思想的原型已经形成。至此他改变了知识、经验的存在方式，从求诸外物变为反求诸己，凝结于自身。因此，本是党的一部分的他成为党的本身。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全部。世界改变形状，或者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的形状”。竹内好将中国革命视为不断改变“世界形状”的“永续革命”，这给当时正在与结核病抗争的谷川雁带来了很大启发。
诗人谷川雁和诗人毛泽东可谓心有灵犀：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就是八路军的战略。只有日本帝国陆军参谋的简单头脑才会觉得无法理解。“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日译本译为“站在这里的人替换了”，非原诗之意，“换了人间”四个字是他对魏武帝的宣言，用最后的决定性的嘲笑猛然一击——人世间换了，人变了！……他不是幻影式的屹立荒野的圣者，他是在文明的真正焦点——东洋的无名村镇建筑土墙的农人……诗歌方面，毛泽东追求的是与自己的旧体诗具有完全抵抗的方向性诗歌，两个方向从正面冲突，交锋处产生新的诗歌。
——谷川雁《毛泽东的诗与中国革命》（1958年）
竹内好在读到吉川幸次郎翻译的《沁园春·雪》时惊呼：“色彩的跃动中蹦出历史英雄！”诗人毛泽东对色彩的运用向来为人称道，除了《沁园春·雪》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雪白世界里“分外妖娆”的“红装”，还有《菩萨蛮·大柏地》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忆秦娥·娄山关》里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与此相似，谷川雁也在诗中大量使用极端的色彩表现手法，诸如象征流血革命的“赤”、“红”，象征冥界的“青”，象征惨剧的“白”，等等。
诗人决不能认为自身已经获得了完全解放。如果持有‘自我救济已经完成’的观点，从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一个诗人。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哪怕唯一一个麻风病人，诗人就仍然患有同样的麻风病。只要革命运动中还潜藏着哪怕是瓦片大小的颓废，那么，认为这颓废与己无缘的革命诗人，其内心就已经被颓废浸润。
——谷川雁《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诗人谷川雁也是革命者谷川雁，他在《农村与诗》一文中写道：“我拳头紧握的是东洋的村庄思想。”任何让古老的“村庄”共同体解体的“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一概强烈反对。而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东洋的村庄思想”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合，这是他憧憬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他说：“日本民众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覆盖日本文明的是农民的感情。劳动工人阶级的母体仍然是农民，因此不追溯母体的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大部分劳动者在感性的领域内、在（村庄）共同体的碎片和记忆中顽强地生活着，在日本文明的最下层生活着……我主张以感性的、自由的、温暖的新共同体为基础，让碎片与记忆觉醒。”
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在于“农村包围城市”，谷川雁的革命斗争则是从位于农村和城市边缘的煤矿开始。煤矿工人多为农家子弟出身，怀有朴素的“东洋的村庄思想”。五十年代末，谷川雁在日本最大的煤矿——三井三池煤矿中组织“大正行动队”、“大正矿业退职者同盟”，号召矿工团结起来，“干一场充满热浪与气味的革命，让三池斗争成为日本革命的序曲”。身为日共党员的他把党组织晾在一边，主张“反对一切由多数决定主义，一个人可以决定一条方针”，结果被日共除名。1960年3月，三井三池煤矿举行大罢工，谷川雁热情呼吁：“战后十五年，八路军精神终于在日本劳工运动中开始登场，并试图扎根……”
在同年出版的《谷川雁诗集》中，谷川雁宣布罢笔。从1954年出版处女诗集《大地的商人》开始，他在诗坛上只不过活跃了短短六年时间，但正如评论家松本健一所说：“谷川雁因写诗而成为诗人，因不写诗而成为大诗人。”他的著述，为日本六十年代安保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整个新左翼阵营以及“全学连”、“全共斗”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精神教祖”和“天才组织家”。
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鼓舞。新一代日本知识青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相信“毛同志”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少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给“毛同志”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o、就在一片火红的革命热潮中，十二年前便把“毛同志”比喻成“一条苦难的光河”的谷川雁却选择了退守和沉默。这一年，他宣告说：“诗歌已经灭亡。”此后便投身漫长的教育生涯，直至生命终结。
他为何退守？为何沉默？
1960年以后，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经济高度成长计划，使得日本“前卫与后卫”、“都会与农村”、“中央与地方”三大对立显著缩小，“经济奇迹”开始走上前台，日本的主要能源由煤炭改为石油，“大正行动队”败北。而日本乡村城市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农业人口锐减，更使传统的“东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