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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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地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或〃资本化〃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或利润；当西部的资源不断地廉价流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地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也许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掠夺西部〃，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课题。
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平等市场主体之间、按照市场自由交换原则进行的公平等价交易，而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上下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
当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弱势者缺失权利时，我们所有的〃化〃，都只会加快农民和弱势者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时，会有公民和民主化吗？
我们有全世界最吃苦耐劳、最宽容仁厚、最爱国、最有奉献精神的农民，从一定意义上讲，30年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了伟大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二元结构体制产生的。如何解决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我没有能力想清楚，但我辈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让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并分享改革成果，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农村改革和发展都只是手段，我们为什么改革和发展？用什么思想指导改革与发展？用什么标准检验改革和发展？这是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否则，农村改革和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就会把手段目的化，甚至走向迷惘。
（一）百年共识——追求独立自主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以获得独立自主和民主富强。
（二）工业化与〃内卷化〃①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打通工业化道路，中国被迫依靠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强制性地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放弃以家庭农业经济为主要形式的自主性，失去了千差万别的地方性农业特征，而沦为国家工业化模式化的牺牲品。在不长的时期内，〃剪刀差〃等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半殖民地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的做法，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人民公社后期，〃内卷化〃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最终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内循环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或主体性）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因为农民的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走不下去。
第二部分 12。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6）
（三）农民自主性的回归
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内卷化〃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的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农民很快有了积累（钱），有了购买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除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外的所有物质都极度短缺，农民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很快，农民将需求冲动转化为了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的自主权。1985年，卖粮难，农产品极大丰富，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材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连城市待业青年和国有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也加入到乡镇企业的行列。
乡镇企业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展的事实证明，不走〃内卷化〃道路，不走外向依附型的道路，中国也能自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四）《土地法》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却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政府对农民实施了〃内卷化〃，农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忽视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两级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的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行政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基层公务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占比例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河北省的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即乱收费和县乡两级的合法财政收入基本相对。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收取的。
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国英教授统计，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付出的土地价值达到19万亿。尽管如此，全国乡镇（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20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