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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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的赵太后遭受剥夺高贵称号和贬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势力，在这方面它们可能得到哀帝的鼓
励，但它们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从傅喜起，它们的成员从公元前 ６ 年至前
１ 年拥有大司马的官衔。但是傅喜被描述为一个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对他的
几个亲戚要求取得显赫称号的活动。①此外，改造派中坚定的核心人物在多次
被认为是典型的争论中表达了反对新门第崛起的意见。师丹，这个曾经试图
限制地产数量的坚定的改造派，坚决反对授予傅家的两个主要的女人尊贵的
称号。孔光也坚定地反对给傅太后提供一座豪华的住所；除了所涉及的原则
外，他希望阻止她对国家大事施加不应有的影响。②
历史学家称赞哀帝，说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样的个人力量进行统治。③
他心怀的这样的大志因他长期的病痛、外戚的势力和对娈童董贤的迷恋而未
能实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崛起和受宠、他长期对皇帝的侍候（皇帝当时尚
未满 １８ 岁）、他积累的巨大的资财自然会引起傅、丁两家的妒忌。④但这两
家的地位同两个太后分别在公元前 ５ 年和 ２ 年死去而大为削弱，董贤在年满
２１ 岁后不久任大司马。哀帝一度甚至提到把皇位让给他的宠幸的可能性；王
莽的侄子之一阻止了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个提议的实现。⑤
哀帝死于公元前 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未留下继承人；于是事态的发展迅速地
有利于王家。曾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辈分和地位，
她显然具有颁布诏令和为确保继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权力，在这样做
时，她可以宣称她在遵循公元前 ７４ 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贤
被罢官和降级，但他立刻自杀而不愿丢脸。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拥有领导
① 《汉书》卷八二，第 338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一，第 3356 页；卷八六，第 3505 页。
③ 《汉书》卷十一，第 3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38 页）。
④ 《汉书》卷九三，第 3733 页。
⑤ 《汉书》卷九三，第 3738 页。
尚书的全权。
他决定防止敌对的外戚家族再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很快出现了贬
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赵太后和追夺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谥号之事；采取最后的
这一行动之激烈，竟然亵渎了她们的坟墓。公元前 ７ 年落选的皇位候选人之
子刘箕子被选为新帝平帝。当时他年九岁。①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实际上在行使权力；他把女
儿嫁给新的幼帝，这样他的地位终于保险了。但公元 ６ 年随着平帝之死，形
势激变。②他的敌人马上散布说，他害死了平帝，但这个指控的真实性始终得
不到证实。不管情况如何，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说明王莽
为什么不可能犯这类罪行。汉代历史中以前的情况表明，国内处于最强大和
最有权势的地位的人是作为幼帝的父母、保护人或摄政者的男人或妇女。哀
帝死时王莽年 ４５ 岁，立了幼帝并把女儿嫁给他，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
将是自己的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不也可能更为有利了。平帝之
死与他自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王莽不可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随
之发生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他企图开创一种与他自己的计划同样有利的
新形势的行动造成的。
平帝死于公元 ６ 年 ２ 月 ３ 日。③此时元帝一支已经没有后裔，新皇必须从
宣帝的一支中挑选。这些人共有 ５ 个王和 ４８ 个侯，但都被否定而挑了一个两
岁的幼儿刘婴。王太皇太后颁布一道正式诏令，任命王莽为摄政；它特别说
明王莽受托的地位与著名的周公的地位相当，后者是公元前 １１ 世纪周成王的
推行利他主义的摄政。通过这些方式，为当时形势所履行的手续就完全正规
了；在 ４ 月刘婴正式被指定为太子，三个月后王莽被授予摄皇帝的称号。①
从元帝时起，皇位的继承几次成为争论的题目。人们向皇帝以建议或进
谏的形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采取了各种行动以使规定的手续生效；所实
行的原则和作出的决定成了帝国政府传统中的重要先例。当元帝在考虑改变
继承的世系时，改造派政治家匡衡坚持一个合法的皇后和她的儿子具有高于
他人的权利，并且坚持必须把其他后妃及其后裔降到低于她（他）们应有的
地位。②后来当挑选成帝的继承人时，有人分别为成帝的异母弟兄和隔房侄子
发表了对立的意见。双方都引经据典（这些是为指导正确的言行和礼仪而定
的）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一次，孔光争辩说，作为具有优先权利的近亲，本
人就是皇子的成帝异母弟兄应该继位。形成多数的对立的一方也能引用同样
重要的权威经典作为他们观点的根据：弟兄之子相当于儿子；结果，隔房侄
子被选中。③
平帝和刘婴是前汉时期未成年的人或幼儿在他人的保护和主持下登上皇
位进行统治的最后的例子。为了立一个摄政，虽然可以引用周公这样一个过
得硬的和明显的先例，但人们也没有忘记霍光在当摄政时也作出过卓越的功
① 《汉书》卷十二，第 34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61 页以下）；卷九七下，第 399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二，第 36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85 页）；卷八四，第 342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 4078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17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 4080—408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21—225 页）。
② 《汉书》卷八一，第 3338 页以下。
③ 《卷书》卷八一，第 3354 页以下。
勋。如同在公元前 ７４ 年那样，哀帝和平帝死时在没有正式指定的继位者的情
况下太后也拥有典章上规定的权力。
最后，至少有一次，一名官员认为应该提出皇位职责的神圣性问题，以
此来非难他的君主。此事发生在哀帝建议（也许是开玩笑）仿效远古的尧让
位于舜这一被人颂扬的例子并把治国大权交给董贤之时。王莽的一个亲戚提
醒年轻的哀帝，统治天下之大权来自高帝，并非某个皇帝私人所有：“天下
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
天子亡戏言！”①
世纪之末的风气
公元前 ３３ 年成帝登基后的 ４０ 年的特征是政治的不稳定和王朝摇摇欲
坠。任人唯亲在宫廷中蔚然成风，国家最高职位的封赏只是出于随心所欲的
兴致或是为了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
人受到世纪末日感的压制，感到王朝需要振兴力量；有的人怀念武帝朝汉帝
国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的实力和风纪；许多人敏锐地注意到自然异数中的变化
或灾难的征兆。公元前 ３ 年全国的黎民普遍尊奉西王母，这个崇拜得到了那
些想通过宗教手段寻求超度的善男信女的支持。②
在政治方面，以朱博为代表的时新派态度在短时期脱颖而出。③朱博出身
寒微，没有当时许多担任公职的人受过学术薰陶的有利条件。他具有一个习
武者的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艺修养的文官的观点。当他升任公职时，他设法
把现实主义的精神输入行政实践之中，他认为施政受到约束，既已过时，又
误入了歧途。他觉察到，治理中国不必着眼于传统，而必须注意当前天下的
需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具有改造派心态的人，他们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
灾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现象作为批评皇帝的手段。
例如，从诸如水灾或一次日月蚀的现象可以觉察阴盛的状态，并且把它们解
释为妇女在宫中或在议政会上为非作歹的呼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公元前
２９ 年发生的灾象的注意，当时（１ 月 ５ 日）的一次日蚀与当晚宫中感到的地
动恰好巧合。这方面的专家，如杜钦和谷永，很快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批评当
时政策的手段。①
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②并且因他对其下属坚持严
格的纪律和保证他所辖部门的效率而赢得了名声。他升任御史大夫，然后在
公元前 ５ 年阴历四月担任丞相；但到阴历八月，他被控谋反，被迫自杀。他
的垮台部分地是由于时势，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对流行的生活观
点不屑一顾，他反对其对手的方式似乎是愚蠢和轻率的。但对其他人想从意
识形态方面搞一次王朝复兴的企图来说，他担任高官的短暂时期是引人注目
的。
① 《汉书》卷九三，第 3738 页。
②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 98—101 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60 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十，第 2671 页；卷八五，第 3444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60 页以下。
在成帝时，象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
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③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
了近期的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
佳等。④许多人无疑地感到沮丧，这种思想在高层中深信不疑，于是公元前 ５
年阴历六月的一道诏令宣布立刻采用新的年号。①为此而选用了“太初元将”
四字，新年号有几个含意。它不但指新时代的降临，而且还用了过去的年号
“太初”二字，这是在时新派政府取得高度成就的公元前 １０４ 年为同一目的
而采用的。但是公元前 ５ 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
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
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皇帝仍受病魔的折磨，丞相朱博自尽
而死。这些事件可以作为象征，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
力失败了。
③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 卷，第 124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78 页。
④ 《汉书》卷七五，第 3192 页。
① 《汉书》卷十一，第 3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9 页）。
第 ３ 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
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
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
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
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
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
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
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
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
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
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
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
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
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
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
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
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
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
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
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
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
①
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