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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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 166—211 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瞿同祖：《汉代社会结
构》，第 63—249 页。
①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 5 页。桓谭著作残篇译文载蒂莫特斯？波科拉：《〈新论〉及桓谭其他作品》
（安阿伯，1975）。关于引证的这节文字，见第 15—16 页。
② 见《风俗通义》卷三至五。关于《后汉书》中复述轶事的传记的例子，也可在《风俗通义》中找到，见
笃行的一个可信赖的例子是《后汉书》中的王丹传。王丹是一个典型“乡
绅”。他处于向后汉的转变时期，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他住在老家，利用
他的大部分财产救助穷苦人。每年在农忙季节，他带着酒肉到田间去奖励勤
勉的农夫和责备懒汉。据报导，在他的影响下，全村富了起来。他也使一些
家族重聚，并立下了丧葬的规矩。在内战期间（约公元 ２４ 年），他带领男亲
属给军队捐赠了两千蒲式耳（斛）粮食。①
王丹的“言行”有助于确立地方上家长式领导权的意义；另一种笃行表
现了孝顺、忠心和诚实的有关美德。乐恢生活在公元 １ 世纪下半叶。当他的
父亲——一名下级县吏——由于某种罪过听候处决时，当时年仅 １１ 岁的乐恢
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候着，他终于感动县令允许赦免。后来，当乐恢在一位老
师那里求学而这位老师被拘捕时，他为老师辩护。当他为之效命的太守被处
决后，他是敢于担负起殡葬的唯一的下级官吏。当他担任郡的书佐，为郡府
主选人员时，他从不徇私，他甚至选诽谤他的某人之子为“孝廉”。乐恢最
后任职中央政府，但他不眷恋权位，而回到他的本村。当窦宪的势力十分巨
大时，他服毒自杀，数百名弟子为他送葬。②
对于社会结构的批判
当知识分子对于后汉的社会制度发出怨言时，他们并不反对桓谭规划的
社会模式。他们反对的只是这种理想制度未能实现。具有伟大天才和伟大品
格的人物不能侧身于高级政界；庸碌之辈反而有很大势力。另一种怨言是，
在鉴定一些人——特别是出身名门或富有的人——时，要照顾到与德才无关
的因素。王充（公元 ２７—约 １００ 年）和王符（约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两人对这
些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王充来自东南会稽，其曾祖是地主，祖父是商人。据王充记载，他们也
是地方上一霸，这个传统被王充的父亲和叔伯继承下来了，结果是家里两次
搬家，以逃避他家的仇人。王充 ６ 岁时他父亲开始教他念书，８ 岁时把他送
入有 １００ 多名其他男学生的学校。王充在其随笔的一处振振有词地问道，是
不是他的祖先没有得到学术或文学成就的名声使他不能获得这种成就。王充
在回答中辩论道，真正的卓越人物是靠个人，而不是以出身名门的身份出现
的。但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①（他依靠在洛阳书肆上
阅读书本的办法，解决了他家里没有书本的问题）。②
王充的《论衡》有三篇论述儒生和文吏的相对价值的问题。③在桓谭的体
系中，确定荣誉的是道德品质和知识才能；官阶只是相应的伴随物。可是根
据王充的说法，大多数人只尊重官员的地位；他们称赞有能力、但读书不多
《后汉书》卷五三，第 1746—1750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 1294—1295 页；《风俗通义》卷三，第 8
页；卷五，第 10、11 页；卷四，第 11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七，第 930—93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1477 页。
① 《论衡》三十（《自纪篇》），第 1196 页以下。（福克：《论衡》第 1 卷，第 80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九，第 1629 页。
③ 《论衡》十二（《程材篇》、《量知篇》和《谢短篇》），第 535—577 页（福克：《论衡》第 2 卷，第
56—85 页）。
的文吏，瞧不起没有做官的儒生，认为他们没有经验和不中用。王充关于典
型官吏的描绘显然是讽刺性的：④
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
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
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
在王充看来，受过圣教薰陶的人应该比这样的官员受到更多的尊重。
四、五十年后，王符同样愤愤不平。虽然这些道德家经常称赞贫穷而正
直的学者，但是王符认为缺乏钱财妨碍地位的提高。他指出了对于贫困的普
遍偏见和人们把他们一切行为误解为损人利己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来访问，
便认为他们傲慢；如果他们来了好几次，人们便以为他们是来讨一顿饭吃的。
他也抨击了当时所有人渴望公职而需要与有钱有势的人物建立良好关系的现
象；他抱怨说，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正直的学者过退隐生活，狡猾之徒则由
于他们的关系网而赢得了对他们成就的巨大褒奖。①王符在另一篇短论中写
道：“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在他看来，这是不能容忍
的：②
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人之善恶，不必世族。
表 １７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而闻名的人物官员的儿子或孙子
名门望族
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
无纪录可查者
因政治活动而闻名的人物
８８ （ ３５ ％）
４８ （ １９ ％）
９ （ ４ ％）
１０７ （ ４２ ％）
社会变动性
因文学成就或笃行
１３ （ １１ ％）
１８ （ １５ ％）
１２ （ １０ ％）
７７ （ ６４ ％）
从《后汉书》中可以看出，王充和王符关于希望上升到取得全国权力与
功名的人物面临种种困难的怨言有许多可信之处。正史使人感觉到大多数获
得功名的人出身于在地方上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名门望族，许多家庭已经有人
为官。如表 １７ 所表明，在 ２５２ 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政治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
的人物中，１／３ 以上是官员的儿子或孙子。除此以外，总人数中几乎有 １／５
出身于这样或那样地被描写为显赫的名门，通常所用的词汇如：“郡县大姓”，
或“世代为官”的名门。
在大多数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人物背景；只在少数场合，个别人物似
乎出身于社会地位显然低下的家庭，或者出身于非常贫苦的家庭，以致必须
干活才能求学。甚至在 １２０ 篇因学识、品德、文学才华或独到的思想而被称
④ 《论衡》十二（《程材篇》），第 547 页（福克：《论衡》第 2 卷，第 65 卷）。
① 《潜夫论》八（《交际篇》），第 335、337 页以下。
② 《潜夫论》一（《论荣篇》），第 34—35 页。关于丹，见高本汉：《书经》，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22（1950），第 11 页。
赞的人物的简短笃行传中，只有 ５ 篇似乎是上升到社会上层的真实范例。①
在这批人中和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中，其他一些人物被描写为穷人，特别是
贫穷的孤儿，但这种贫穷常常只意味着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必须
替别人干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证实了他的非凡的决心。
《后汉书》描写了异常长期地处于显赫地位或社会地位异常迅速上升的
少数实例。吴汉（死于公元 ４４ 年）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开
始其政治生涯，但是在王莽统治末期，他受到了重视，升任掌管军事的高级
职务和享有显贵称号。第五伦（盛年期 ４０—８５ 年），后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
富有资历的政治家，出身于前汉非常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在汉朝初年被迫
迁往长安，作为削弱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最亲近的亲属似乎并不显眼，他
因组织抵抗一次暴乱而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此后，他当了一名县吏。当他觉
得一事无成时，他弃官经商。后来他在长安当官，从此发迹。②
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不能指望出身比较低微的人在其一生中能够
爬上高级职位。公元 １ 世纪末，虞经（他在故乡郡县任狱吏达 ６０ 年）希望他
的子孙升任重要高位，这被认为是离奇的奢望。据报导，虞经说于定国的父
亲是县里一名书佐，他却擢升为丞相，因此虞经自己的子孙可以升任大臣高
位。这个故事可能载入《后汉书》，因为虞经的孙子虞诩确实擢升到掌管尚
书之职。③
长期显赫的实例在历史上多得很。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劭（约死于公元
２０４ 年）出生于已经有六代人为尊贵官员的名门。羊续（公元 １４２—１８９ 年）
的七代祖先中有太守、大臣或都尉。贡禹（盛年期 １６５ 年）家族在七代人中
产生了 ５３ 位大臣和太守、７ 位侯爵。①此外，在后汉时期，门第似乎被公认
为担任某些职务的法律根据。从公元 ８６ 至 １９６ 年这 １１０ 年中，在三公中起码
有一位是羊家或袁家成员的时期有 ４６ 年。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整个后汉期
间，一个因有法律专家而闻名的家族（颍川郭家）产生了七名廷尉和其他许
多法官。②
《后汉书》也揭示出，如王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想要在社会上和政
治上崛起的强烈愿望是那些已经可能侧身于最高社会和政治集团的人们的共
同现象。保存了关于一些人的轶话，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才获得了孝顺或
谨守陈规的名声，为的是要取得“孝廉”的美名和侧身于正规的文职机关。
那种熟谙大人物的生活，但对于功名仍然感到淡漠的罕见的人物，被人们敬
畏地几乎视之为超人。
地方精英
后汉王朝的上层阶级被限定包括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绅
士，他们至少受过起码的教育，他们熟悉行为规矩。在社会学上，这个上层
阶级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他们活动的地域为根据。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郡
① 原书缺注。——译者
② 《后汉书》卷十八，第 675 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5—140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65 页。于定国生活于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后汉书》卷七一，第 3041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14 页；《后汉书》卷三一，第 1109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23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43—1546 页。
县的下级官吏；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省级官吏；另外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活
跃于京城和在中央政府任职。但是，这些活动等级之间的区分并不严格，那
些有才华或有野心的人物很容易越过这些界限。
但是给地方精英——仅仅活跃于郡县等级的上层阶级中的那一部分人—
—作出适当的描述是困难的，因为使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地方
权力结构与地方精英非常之少。所以，大量后汉史料对于这类人只提供了非
常不完全的看法。地方实力派人物引起了那些面向中央的人们的注意，通常
是因为他们滥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干扰太守或县令收税或维护秩序的工
作。尽管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地方精英是唯一重要的行使权力的人物，但
是关于这些人物在他们村社中所起的作用则说得很少。
幸而保存下来的后汉数百件石刻铭文，提供了关于地方社会的比较详细
的看法。这些铭文是为地方而书写的，为的是把对于特殊团体、村社或家族
的有意义的事件或功绩记录下来。①其中有许多是县绅为了纪念调任别处的卓
越的县令或者是为了纪念寺庙或桥梁的建筑而书写的。这些县级碑铭中有 １１
件刻着发起人名单。例如，为纪念酸枣县令刘熊（公元 ２ 世纪）而立的石碑
刻有一长串捐献者名单，按照这个次序排列：４ 名退隐的正规官员，３２ 名退
隐的州郡级官员，２５ 名县级官员（这位县令以前的下级官员），１５ 名荣誉县
级官员，５５ 名赋闲绅士和 ４３ 名门生。②
如同别的名单一样，这个名单上的县里工程的捐献者大多数是在职或退
隐的下级职员和“赋闲绅士”。虽然几乎没有一人因身为地方绅士或下级官
吏的功绩而有资格在《后汉书》立传，但是某些著名人物有喜欢这种生活的
亲属。马援（后汉第一代著名将领）的从弟喜欢这种绅士的简朴生活；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
公元 ２ 世纪后期，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和两位元老的侄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