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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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我们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
9　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兴奋。虽然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
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
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8　月1　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
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　军57　团，我
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3　营攻打天主堂，我们2　营攻打匡庐中学。在
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
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
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
部缴械了。

南昌起义后，我团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　25　师75
团与我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
起义前，他们与25　师师部一起住在南昌北面的马回岭，　25　师师长李汉魂
是张发奎的亲信，而75　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党组织比较健全。1　营营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
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
队拉出去。为了减小目标，按当时军队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
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
等都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于行动。8　月1　日凌晨，南昌打响后，他们
即按预先约定，以打野外为名向德安集中，开往南昌。

在起义中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住在马回岭而建制又属25　师的73　团，
前身是叶挺从广东率领参加北伐的第4　军独立团，也是我党在北伐军中组织


健全战斗力强的部队。他们按党的指示南下起义时（前委派聂荣臻通知的），
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
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回答：“团长（当时团长为周士第）命令我们出发，
我服从团长命令。”这种层层命令是当时军队指挥习惯，其实周子昆这次行
动，是他在接到党的起义指示后，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
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副参谋
长，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75　团拉出了12　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师长、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
和左派，但部队却能带出来。1　营营长孙一中是共产党员，他事先通知党内
有关人员及左派，又以营长职务调动部队，带出了三个营，显示了党的政治
影响和组织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发了不少文件，像《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
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这一战
略目标，起义前就说过，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是解释南昌起义
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的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
告张发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主席
团7　个成员之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了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
来的，我还记得这样的话：现在到湖南扩兵也不行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
们一起南下云云。

当时对张发奎采取争取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信仰，争
取他可以争取一部分军官，并保持二方面军完整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
蒋介石特别是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有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是对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　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当
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处长）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
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
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

从南昌出发，　20　军走前面，　11　军跟进。盛夏季节，赤日炎炎，热得
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
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
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走过时，不断有老表们打招呼，作关切的问候，有的
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由于天气太热，人已非常疲乏。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
北人，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发前虽然做了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
的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
3　个连指导员也走了。他们都是我当连指导员时的同行，多次在一起开会。
平常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显得很“左”，但遇到困难就擅自离队，我们才
知道他们革命并不坚决，深为鄙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领导上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调整一下，
以巩固革命的指挥权。

当时，起义军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
然从总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


员也不多。比如我们71　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夏是党员，3　个营长，除2　营长
廖快虎是共产党员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
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
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他们全部掉换。即便换了一部分，也是在起
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　师师长蔡廷锴，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
却继续让他带兵，并单独让他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　日从
南昌出发，4　日走到进贤李家渡，蔡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
奔早已脱离革命的陈铭枢去了。

在抚州，我从8　连调回4　连当连长。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
会址在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落了，天还不太黑，
地面虽然散发着热气，但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伍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
上，叶挺军长（南昌起义升任11　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
几句后，就把一位头戴博士帽，年约50　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
民先生为我们讲话。”

队列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　年我刚到
广东投身革命时，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
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
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泽民和徐特立（徐是湖南教育家，我在师范
读书，校长李崇本就介绍过他从事教育的业绩。）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
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是下级军官，又年轻，而彭老和徐老已年
过半百，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从军，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既惊奇又敬
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
徒叛变革命，气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还痛骂
徐谦，说：“在武昌时徐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
也不回来。现在他干什么去了？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

了！”

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
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竑，我也不觉得老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听人说，彭老在香港当中医，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同
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　年代，
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去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
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我们在抚州住了几天，就向宜黄前进。

8　月的江西，多晴少阴。从南昌出发十多天了，就没遇到一个阴雨天，
火辣辣的太阳总是高悬中天，连一丝云彩的遮挡都没有。顶着骄阳行军，人
昏沉沉的，由于出汗过量，腿脚也有些发软。站在路边的宣传队，用话筒喊
口号、唱歌或说些顺口溜，给部队鼓劲。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女同志，也在宣
传队行列里，顶烈日、冒酷暑作宣传鼓动工作。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南下的路上奋力前进。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
保卫处的布告，上面写着：离×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叫××的大土豪，


让部队自动去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
号召打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那时，粮食并不难买。
我们向一般农民买，也向豪绅地主买，一手交钱，一手交粮。虽说买卖公平，
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共产党是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农民的，可我们对贫苦农民和土豪
劣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敲骨吸髓剥削农民的土豪没有受到多少触动。
当我想起过去土豪劣绅趾高气扬，想起杀害我大哥、堂哥，镇压农民协会的
刽子手萧仁秋那些土豪劣绅时，心里就充满愤感和疑惑。我不理解革命为什
么不赶快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封建势力的根基。

后来，我在井冈山上看到党的八七会议文件，才知道大革命后期由于陈
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一直态度不坚决，但在
南昌起义时就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而真正把土地革命政策从口号变为实
际行动，是进军赣南在这张布告上看到的。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下好了，
可以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
挑。”我觉得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过了宁都，我们经广昌向瑞金前进。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搞清起义军的战略方向后，命令当时盘踞在两广
的“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而汪精卫也命令张发奎
火速追击。但张发奎没有追击叶贺军，却往广东去了。1976　年我主编《南昌
起义》一书，曾专访过叶剑英，他说，当时他任第4　军参谋长，张发奎召集
第4　军军长黄滇翔和他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张发奎很生气，
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于“公谊私情，均无可谅解”，就想下令追击。这
时，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还是放叶贺的部队去广东。叶贺部队到广东，李
济深必然招架不住，就会请我们援助，我们便可以“援师”为名，趁机回广
州了。

这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立即决定放弃追赶叶贺部队，率部改经吉安入
粤。

我们从南昌出发20　多天，一直是平安行军，到瑞金北之壬田以前没有遇
到战斗。说起来，真该感谢叶剑英的妙计，他使我们免遭敌人的尾追，可以
放手打前面的敌人。

在壬田，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钱大钧部新编第20　师有两个团在壬田布
防，企图阻止我军进入瑞金。当时，我们分两路向瑞金前进，　20　军在左，
11　军在后。20　军第1　师先到壬田，遇到敌人，一个冲锋上去。敌人挡不住我
军的英勇攻击，战至近午，开始退却，一直退到会昌。

我们听到枪声，加快步伐前进，赶到时，战斗已结束，部队便开进瑞金。

在瑞金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部重兵正向会昌集中，准备侧击南昌起义
军。前委认为，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便决定打会昌。

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一杆子多，会昌城在晨雾中显得沉静而莫测。我
们于前一天晚上进入战斗出发位置。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