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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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质量的物质保障，军事学院成立时，我提出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
决电化教学问题，一是课堂教学设备现代化；二是应用电子计算机搞作战模
拟；三是建立一套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有的设备自己做不了国内又买不到，
就从国外进口。到1985 年建立了投影幻灯、闭路电视、电动图板、复式幻灯
等课堂电化教学设备，还开发出了电子计算机大屏幕模拟团坚固阵地防御、
电子计算机辅助首长司令部对抗演习及集团军防御战役教学等现代化教学设
施。
1985 年我们又建起了一座具有相当规模、设备完善的图书资料馆。我认
为，军事学院必须建立一座好的图书馆，才有利于工作。马克思创立了指导
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有藏书丰富的大英博物馆供他使
用。军事学院要开展对现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与军事有关的各学科的综合
分析，要及时了解外军的情况，也必须有供教职员工使用的图书馆。为此，
我向有关方面多次请求，使更多的同志理解和支持，图书馆1985 年建成，
1986 年投入使用，后来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参观，都对我们图书馆有赞慕
之意。
我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在考虑如何把军事学院办好的同时，对全
军如何建立起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院校体系，
也作了些研究和思考。
1978 年和1980 年，我先后出访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美国、加
拿大等国家，当时我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作礼宾性访问的，但我在访问
时注意对这些国家军队特别是院校作调查研究。看到许多国家都把办军事院
校看作是对未来战争的投资，把它摆在三军之首，选拔著名的军事将领主持
院校工作，学校的体制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担任军官的，都经过院
校培养；凡军官要提升的，也要经过相应院校深造。尤其是注重军官的科学
文化教育，如美军军官学校要学习与军队有关的大学课程，经考试毕业，达
到大学程度，才能担任军官。由于基础打得好，各兵种军官，可以交叉调动，
部队军官与院校教员及机关参谋，定期交流。服役期满退役，都可以在社会
上担任职务和找到职业。
我感到，外军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军院校主要是基层院校，
培养人才的角度太窄，没有很好地考虑军队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考虑干部退
出现役以后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干部
文化科技知识太低，对我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很好地运用和掌握；另一
方面，大量超编干部，转业到地方不受欢迎，文化水平低是原因之一。同时，
在干部提拔使用上由于不强调院校培养，盲目性很大，加上没有严格的制度，
给不正之风造成了可乘之隙。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军官培养起点，建立严谨的教育体系，
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必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学科
和课程必须与学员未来担任的职务相适应。将来培养出的干部，第一有指挥
现代战争的能力和使用新装备的知识；第二转业后能胜任四化建设多方面工
作的需要。一句话，既能治军，又能治国。
为此，从1980 年起，我多次向老帅们汇报请示，争取他们的支持，经常
与一些高层领导研究，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我多次在军委机关总部召开的一
些会议上向军委陈述我的意见，提出改革军队院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建议，主
要是：
把基层军官培养成大学水平。从现在起把基层院校逐步纳入大学教育轨
道，学制为4 年，以大学层次为培养目标。学员毕业发大学本科文凭，这样
就可做到每个基层军官都具备大学文化程度，全军干部的文化水平就提高
了。
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请专家论证，提出4 年制陆军初级指挥学校科
学文化课程设置方案。用60％至65％的时间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理科、文
科、外语等）； 20％至25％学军事（学会使用营以下兵器技术，学会从单
兵、单车、单炮到营的战术，养成教育和体育训练贯穿学习始终）； 15％。。
学政治（党日在外），如果加上党团日时间则政治活动时间占22％强。地方
大学政治教育为10％，考虑军队的特点，应加强政治课的比重，主要学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军史和政治工作，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事政策等。
采取这样的教育制度，干部的基础打好了，干部文化科学知识和业务水
平高了，也就解决了我军干部工作长期存在的难题。干部知识面宽，工作适
应性就强，在部队、机关、院校以及军兵种之间交流，能很快地熟悉业务，
适应工作。如果转业到地方也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成为国家建设人才。
改革教育制度，也受旧的习惯势力影响。有的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军队已经成为知识密集的社会集团，对军人的素质要求更全面了，特别
是对军官的要求更高了。说什么战争年代没有进学校学习还不是照样打胜
仗？这些同志既没有看到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看到那时领导我们打仗的人
都是有学问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许多领导人都
是懂政治、懂军事、知识渊博的人物，许多是经过国内国外军事、政治或其
他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学识的高才。我们是在他们教育培养下学会打仗和治军
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党我军历来就重视办学校培养人才。不论战争多么频
繁、环境多么艰难，我们的军事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等一直没有间断过。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作战指挥和训练管理变得异常复杂，干部
不进学校培养很难具备全面的素质和技能。
1980 年3 月，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就着重讲办好学校是训练
好军队的先决条件，是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军建设的全局。要办好学校，一
要思想上重视，二要多下点本钱，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应多支持和保障
学校。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和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起完整的院校
体系。学校要上下左右相衔接，不遗漏，不重叠。基层指挥院校学制为4 年
（海军、空军为5 年），中级为2 年，高级为1 年或2 年。要大力提高干部
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基层学校，要根据现代战争对干部科技文化知识的要求，
设置必要课程。干部的使用要同学校培养挂上钩。
1982 年底，在为召开全军第12 次院校会议作准备时，我又提出三个问
题：
一、院校训练体制。全军指挥学校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教学大纲、统
一招生、统一分配。重申了各类基层干部要由军事院校培训和各级主官须经
相应院校培训的制度。建议从1983 年起，步兵排长一律由陆军学校培训。指
挥院校实行三级制（陆军学校训练尉官、高级陆军学校训练校官、军事学院
培养将官），专业技术院校两级制。地方能办的院校军队尽量少办，如医务
学校，可招收地方医科院校毕业生到部队服役。
二、从1982 年起，用7 年时间使全军基层指挥院校达到大学水平。
三、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在人力上，要把优秀干部调去办院校，教
员要在全军范围内选调；学员要择优选送，学校有淘汰学员的权力。在物质
上，保证训练经费、图书资料费等，新式武器装备优先发院校。
1983 年，召开全军第12 次院校会议，我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一
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本问题是办好院校，培养干部。我
认为，当今时代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下，国防建设和军队作战变得越来越复
杂，对战争驾驭者的素质要求空前的提高了，培养一支军政素质高，专业技
术造诣深，指挥能力强，知识渊博，完全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官队伍，是
搞好军队建设和进行胜利战争的关键。
各国都非常重视军官的培养，干部训练主要靠院校，这是各国军队建设
中的一条共同规律。我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各国办院校培训军官的
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战事那么紧张，还坚持干
部要经过院校培养，只是缩短学制，训练强度加大。仅总参军事学院就培养
了1354 名中高级指挥员，对卫国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军有自己的长处
及特点，但在办好军事院校与军队现代化的关系上，在干部队伍的结构上，
则与外军有许多共同的规律。我军应该借鉴。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着重讲了提高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我感到我们
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但有些人文化水平低，
科学知识不够，与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相适应。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我军将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才的
培养是比经济建设周期更长的“基本建设”。如果不从现在起抓紧高层次人
才的培养，尽快改变我军干部队伍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就会延缓我军的
现代化进程。一句话：“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忧
辱”。应该只争朝夕，尽快起步。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行的。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和智谋不断
运用于战场的历史。缺乏知识的军队总免不了要吃亏。日俄战争时，速射武
器的威力早已显露出来，而俄国军队仍采用密集队形冲击，结果遭受大量杀
伤。列宁在1905 年1 月写的《旅顺口陷落》一文中，对沙皇俄国军队失败原
因作了生动的论述。他说，尽管俄国用“亿万卢布购置和建造顶好的军舰”，
但由于“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在不会使用
现代军舰的情况下，缺少能够熟练的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
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的”。“因为现代战争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
的人才”。这就说明科学文化知识对军事现代化建设何等重要。有了好的武
器装备，还要通过有知识的人去使用，管理，并运用于各种战斗活动中，才
是真正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对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
严格的要求。陈毅说过一句很好的话：“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文化，就和1927
年需要军队一样。”这句话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啊！
经过许多同志的努力，从1982 年开始全军部分初级指挥学校纳入了大学
教育的轨道，开了一个令人快慰的好头。
1985 年国防大学成立，我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还是
认为，对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是重要的。这个思想，
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现在，在回忆录中，把这个问题记下来，以备对这个
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后记
前些年，有些同志曾问我：你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那多的事情，为何不
把它记下来？的确，我从开始当学兵、当下级军官、当大兵团指挥员和全军
军训部长及训练总监部部长，军旅生涯近70 年，经历的事情成千上万，是该
写一写。但是，事隔多年，许多情景自己也淡忘了，过去虽然保存了一些资
料，但不全，特别是年纪大了，写这样的“大块文章”，心有余而力不足；
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我只是其中一滴水，写什么，从何处下笔？
想来想去，一直犹豫不决。
1993 年夏秋之交，我在北京西山小住，一些搞党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同
志与我交谈，又动员我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记录下来，以便后人做研究参考之
用。我也考虑，从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到1985 年离休，近60 年的时间里，
可以说，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我大部分都经历了，是许
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记录下这些经历，是有益的。老伴蹇先
佛也鼓励我，在精力和体力都还允许的情况下，做好这件对党，对后代有益
的事。与我相处十多年的秘书张国琦，热心促成这事。这时，我才下决心写
回忆录。
近70 年的经历，真要写起来，难度是很大的。我就向总政宣传部求援，
将帮我整理过文章的张东霞借出来，协助我撰写回忆录，一借半年，时间不
够，又借半年。国防大学周炳钦、王科元，军事科学院的邵玺诸同志及原人
部的一些同志也积极帮忙。马国文和姜义华同志都积极参予了本
书的修改工作。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