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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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元。我只好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5 亿，现在又出
了2 亿，还有没有啊？”我说：“我们查过了，但虚数大多，也很难保证没
有。”总理又批了2 亿，这样一共补贴了7 亿。后来果然又查出一些虚数，
但数目不大了，就采取紧缩的办法，总算把欠职工的帐还了。
第四件事是装备机械化生产队。1962 年1 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在南宁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面总
结了农垦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调整、整顿和稳步发展的具体措施，其中很
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机械化，以机械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
法”。
本来，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多数是用机器装备起来的，但由于管理不好，
长期存在“三低一高”的问题。如1961 年全国农场粮食平均亩产117 斤，比
大跃进前的1957 年降低了31％。中央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1962 年党的
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他们提
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年能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中
央提出，在今后5 年中要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3 至5 亿斤商品粮，到第三个
5 年计划末期即1967 年，全国国营农场应完成向国家提供22 亿到32 亿斤商
品粮的任务。
我们认真分析了国营农场的状况，感到中央提出的这个指标可以完成。
关键是要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整顿，重要一项，是发挥机械化的优势。
当时，部党组分工我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我在日常工作中与谭震林、
邓子恢、王震闲谈，看到他们对农业机械化都有兴趣，有年冬天，在浙江余
杭县国营农场水稻田开机械化现场生产会议，我和谭震林都去参观。南方有
些产水稻地区经管人员也去了，认为农业用机械化的优越性是劳动力用得少
而生产效率高，也可先装备一批重点生产
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
成为国营农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先锋。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耕
地、人力、农具和拖拉机固定，上级部门不得随便改变生产队任务。在生产
上，生产
队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权力，同时制定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
责任制度等。
1963 年2 月5 日，我在哈尔滨主持黑龙江垦区100 个机械化生产会议，
根据各个农场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办好机械化生产队的思路即以机械化为中
心来建设国营农场，
以办好机械化生产队作为整顿国营农场的基础，但要有综合性措施：第
一，制订农场总体规划，做好土地综合规划设计补课；第二运用先进科学技
术，加强管理，贯彻“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建立农作制度，包括轮作制度，
耕作制度，施肥制度，良种繁殖制度，排灌制度，植保制度等；第三，加强
机务工作，建立健全机务管理机构，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技
术保养、机具保管和油料保管工作，合理安排修理网点等；第四，实行农林
牧副结合的体制，多种经营；第五，加强计划、财务管理，提高经营水平；
第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开展以“五好”（完成生产任务好、经营
管理好、政治思想好、干部作风好、生产安排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
根据过去的教训，我们在规定生产指标时采取谨慎的态度，要求黑龙江
机械化生产队在1963 年实现每个农业工人年产3000 斤粮食；粮食平均亩产
达到200 斤左右；粮食商品率达到80％左右，以后则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四
十条”的要求有所上升。
3 月14 日，我回北京，与谭震林一起向周总理汇报农垦工作，当我汇报
到东北搞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时，总理说：“这样好，农
场、地方、农垦部三级都不准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当时，
除东北建立了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建立了84 个机械
化生产队，其他9 省一市还有44 个，全国总共200 多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
由于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劳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
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进程，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第五件事是建立健全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1961 年1 月27 日，农垦部
党组决定由我兼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部党组要求科委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建立建全国营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我早就想过了。到农垦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
就是农垦系统很多国营农场在重大决策上无章可循，造成工作的杂乱无序，
我在部队长期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也很焦虑，曾
设想过搞些规章制度，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视主观随意为正常。可是连续
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到这时我们也才有可能坐下来搞些
规章制度。
我对搞规章制度有些经验。在军训部时就主持编写过人民解放军的三个
基本条令， 1958 年批判我的“教条主义”，是罪行之一。那时，人们都知
道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是从国防部下放到农垦部改造的，现在
又主持搞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有些同志就好心劝我不要“犯忌”，但我认
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
话，那我宁肯再戴一次“教条主义”的帽子！我这句活是带很大气愤的话，
文化大革命被揭发出来，又是一条挨斗的罪状。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是我们搞的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规章。在起草这个
条例前，我先写了一个调查研究提纲，列出了主要的调查题目，然后派5 个
调查组到各农垦区，一面帮助做好春耕、春播及田间管理，一面搞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4 月8 日组成了由部办公室主任彭达章牵头的《国营农
场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很快起草了一个初稿。
这期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曾先后两次听取农垦部党组的
汇报，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省宁安农
场等地做调查，对条例起草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
要把重点放在调整农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了四个要点：第一，农场
对各生产队坚决实行四固定，即耕地、耕畜、人力、农具等固定下来，不要
经常变动；第二，农场对生产队实行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实行上死下活的
办法；第三，生产队在生产上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权力，上级不得瞎指
挥；第四，采用5 种工资形式，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对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为起
草《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对条
例初稿作了修改，又两次送他审示，并发往各地征求意见。1962 年2 月经中
央同意，这个条例草案印发各重点农场试行。在试行中，国营农场长期解决
不了的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进，受到广大职
工的普遍欢迎。
在制订《国营农场工作条例》的同时，我还主持起草《国营农场领导管
理体制的决定》。1958 年以来，原由中央和省投资的农场，除山东、江西外，
大部分下放到专区和县领导，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一方面，政出多门，农场
感到“婆婆”太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乱调农场耕地、
机器、人力，而且国家统一调拨的优良品种又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明确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生产计划权、产品处理权、人员调动权（所
谓四权）集中于国家指定的管理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对
农场的党、政、财、物等关系作出具体要求。1962 年11 月22 日中央批转这
个规定后，国营农场工作逐渐得到了改进。
除了制订综合性规章外，我还制定专业性的规章。如《国营农场机务工
作制度》，《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规定》，《畜牧生产规章》，《农业生
产规章》，《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技术规程》，《橡胶技术规程》，《割胶、
制胶劳动保护》，《国营农场经济核算试行办法》，《农业机械、油库和修
配厂安全技术规程》等。从1961 年初到1962 年底，制订和修改的规章制度
共有三、四十个。其中有些是我亲自起草或修改的，有些是我主持搞的，虽
然不尽完善，但使农垦系统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对改善和加强国营农场的
管理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行各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困难不断得到克服。从1962 年到1966 年，随着国
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农垦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到1965 年底，全国国营农场已
由1957 年的916 个发展到2310 个；职工队伍由44 万人扩大到260 多万人；
耕地面积和机械化程度以及大牲畜、猪羊存栏数大大增加；粮食总产量由
14。5 亿多斤提高到71。6 亿多斤；棉花由36。3 万担提高到将近142 万担；盈
利企业由过去的30％提高到41％。农垦企业到1965 年盈利总额已达到1。5
亿多元，从根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
然而，正当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
第二十七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 年5 月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
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 年的武
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
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
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条主义中是作了
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 月10 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
理把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
黑龙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
把收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
理的指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
处于瘫痪状态。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
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9 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
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会后全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的残酷斗争。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
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
了解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
同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
于揪斗的对象。
12 月初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