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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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　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　年6　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
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
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
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
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
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
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
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
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
但总的看，建国6　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
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
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
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
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
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


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
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
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
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
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
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
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
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
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1957　年2　月，国防部长
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
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
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
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
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
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
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
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　年9　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
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
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
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
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
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
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
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
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
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
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
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
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
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
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
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
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
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
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
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
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
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


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
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
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
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
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
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
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
146　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
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
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　年2　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
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
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
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
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
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
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
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
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
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
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
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
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
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
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
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
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
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
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
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
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
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
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
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
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
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


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
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
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
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建国以来，军事学院培养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
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从军训部到训练总监
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
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
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六种不同类型
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怎么能用“教
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呢？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
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
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
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
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
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
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
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
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
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
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
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
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
“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
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
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
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
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总政工作组来后，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就在这
时，我接到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这
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央成都会议提出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
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
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
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
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