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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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
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不也是一种很好的
抗战准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小说《罗霄军》的构思。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更多，我动笔前对
此有些估计不足。那时候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思想上没有什么束
缚，想干就干起来了。真到动笔了，“拦路虎”还确实不少。

我多年拿枪，虽然读过一些长篇小说，却没有写过。基本的创作意向有
了，但选择什么作为创作的主题？生活的积淀不少：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井冈山斗争、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但创作仍不是


简单记记流水帐。我反复思考着、构思着，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工农
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
决定就以此为主题，去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红军战争时间长，区域宽广，情节复杂，怎样去表现？我想，只能选择
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部队的战争场面作中心。选来选去，认为以红军
一个小游击兵团的一次战役行动来创作为好。这个兵团产生于罗霄山脉中
段，我就把书命名为《罗霄军》。题材的时代背景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和福建事变时期。全书以罗霄军一次军事行动为基本线索。书中的人物，以
我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也包括敌方的，都典型化。于是，我
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形成小说结构，于“七七事变”前不久开始
动笔。

资料缺乏，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草稿纸，就用办公纸、书信纸，
颜色不一，大小不等；时间有限，我就利用夜间和可以利用的间隙，因为进
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而写小说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平常较少参
加其他娱乐活动，常常把看书、写作当作一种消遣和休息。到卢沟桥枪声响
起，我已试写了几章。不久，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便搁笔了。此后在战争
中时写时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相对集中地进行创作，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率冀热察挺进军在
平西抗日。战争环境里，工作紧张繁忙，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
还要参加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躲
飞机也是写作的最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以平西作演习
目标，常常来侦察轰炸，有一个时期防空袭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一
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小凳子，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
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写多了，熟练些了，有时一写就到了午夜，那时年青，少休息一点也没
有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正写得兴起，爱人蹇先佛来了，我竟全然不知，真还
让她有点误会。那时我们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交通不便，十天半月见一次
面还得翻山越岭。她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便急切地说：
“孩子生病了！”当时，干部的子女一般都寄养在老乡家，我们的第一个孩
子就是寄养在湖南老家，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了。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
就放在离平西几百里远的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先佛听说孩子生病，心急火
燎地跑来告诉我，但我当时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又大声喊了
一句，我仍旁若无人。她没想到我会这样，生气地扭头便走。

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
摸黑走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
验，不知害怕，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
也不理我了。几天后，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
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脸上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到1939　年10　月，这部4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终于在平西抗日根据
地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
我先后作了三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
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
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

他说：“中学生是20　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当学生的？”

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
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
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
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
改。　1988　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　年浩劫中离世了。我特地邀请他的
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　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
部长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
地说：“写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
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
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
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
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
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
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
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
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
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
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
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
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
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
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
部小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
去了许多麻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槁供批判，他们更会对
我穷追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

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
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
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


时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
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
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
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
判，一部历经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
来看看。”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
社，我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
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
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

对方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
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
尘封已久的书槁，信手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
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
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
然地要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
院，可是没被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好点，我要坚
持下去，也要看看斗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
将草稿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
成三册。我这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
这么个本子多好呀！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
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
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
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
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
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
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
也认真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去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
弹落下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
是玫瑰花，爆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
是客观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
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
党”和“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
批判，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
要打”，要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


盖地。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
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
批判和不实之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　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
得更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　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
立，我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
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的支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