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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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先一天没有消灭的一个营，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我们头一天打了胜仗，
士气旺盛，又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的补充，战斗力更强。我军即与敌人展开
了激战，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打到中午，担任正面进攻的24　师和右翼22
师同时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翼23　师从敌侧面攻击，敌
人就溃败了。我军进行战场追击，缴获重机枪22　挺、步枪上千支，击毙敌旅
长1　名，俘敌六、七百，其中敌团长、营长就有好几个，中央军委发来贺电
嘉奖。

九渡冲胜利过了20　天，在棠市又打了一仗。5　月29　日，我们开到茶陵
与永新边界的路江、梅花一带待机。茶陵县委对敌情掌握得清楚，敌人一举
一动，都及时通报给我们。一天，茶陵的同志来报告，说敌人向这边开来了，
有5　个团，还有很多行李担子。我当时就决定要打。蔡会文认为敌人兵力比
我们多，打不得。我说，敌人虽然多于我军，但他是走路，又有几百担行李，
上下坡、过小桥等大小障碍都不灵便，行军纵队会拉得很长；而我是在敌人
侧面隐蔽，主动从敌行军纵队侧面出击，地形有利，战机有力，又只打敌人
的一节，虽弱犹强。

蔡会文知道我是从“铁军”出来的，仗打得多，有战争经验所以军事上
尊重我的意见。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进到出击地区。赶到时，敌人主力刚过去，
恰好打上敌人中间和后尾的一个团及大批辎重行李。我军猛烈从侧面攻击，
迅速解决战斗。这一仗缴获步枪500　余支、机枪5　挺、迫击炮2　门、无线电
台一架，俘敌600　多人，其中敌团长1　人，还得到了军装和军衬衣各1　万套，
而我们只伤亡四十五人，是最便宜的一仗。

九渡冲和棠市战斗，在指挥上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敌人行动判断得准确。
知彼知己，按预定计划行动，都能取得预想的战果。二是能临机应变。我从
参加北伐战争起，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使遇到新情况处理也快。
像头一天打九渡冲和后来打棠市，都是突然发现情况，马上作出决定，及时
捕捉战机而胜利的。三是能辩证地分析敌我态势，不是简单地以敌我兵力多
寡而作决策。打九渡冲和打棠市，我们的兵力都不占优势，但把战场形势综
合起来分析，敌强之中有弱点，我之弱处有优势。敢下决心，就能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九渡冲和棠市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
我的心情颇为激动！刚到湘赣时，这么一大块根据地，又面临着那样严重的
敌情，能不能保得住？心里没有数。过去我是在上级指挥下行动的，现在独
立指挥一支执行战略任务的部队，仗该怎样打？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实践和
总结，心里有底了。特别是在战略方面，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革命战争中
有作为的军事指挥员，而现在感到，敢于担当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重任了。

1933　年5　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
弼时来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6　月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
永新将红8　军改编为红6　军团第17　师，下辖49、50、51　等3　个团；我为师
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李朴为政治部主任（后改为王震）。
这时，红6　军团只有个内部名义，既没有成立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


任弼时来后，省委连续开会。6　月间，我们住在永新龙山，有时也参加
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批斗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永新有个列宁场，就在
那个广场上斗他。我们知道省委负责肃反的是刘士杰，这个人“左”得厉害，
骄横跋扈。他到中央苏区接受了“左”的东西，回来后变本加厉，粥时同志
从中央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左”的政策的影响，但他比较稳重，当刘士
杰提出要枪毙张启龙时，弼时制止了。长征时，经弼时同志同意，把张启龙
放了出来。走到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我和王震建议派张到六军团当供给
部长，任弼时同意了。

刘士杰后来因企图叛变投敌，被枪毙了。表现得极“左”的人往往会走
上另一个极端——极右，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那段时间，在红军中也处理了一些人。红17　师政治部主任李朴因有“托
派”的嫌疑，被撤了职。这个说法也是从中央苏区传过来的。我们接到省委
决定时，都感到有些奇怪。李朴是红军中的老干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
南昌起义，以后到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在红8　军
时，先是当了一段参谋长，后又任政治部主任。我到湘赣以后，常同他一起
交谈，感到他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上比较老练的同志，怎么会是“托派”？
据说李朴在莫斯科炮校学习时，苏联开展反“托派”的运动，他曾被学校关
了三天禁闭。

李朴被撤职后，曾对人说：“告诉省委，我有错误，可以撤职，但不要
开除党籍。我要努力工作，为党尽力。”他的这番话，代表了受冤屈同志的
心声。那时打仗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不信任。对于把党的事业
看得重于生命的人来说，不能被党组织理解、信任和承认，那是最为痛苦的
事情。这种精神状态，我过去认识不深，自1958　年反教条主义和后来“文革”
给我戴上了几项不实际的大帽子后，认识就深刻了。

李朴是1935　年7　月红六军团在湘西招头寨与湘军战斗中牺牲的，就牺牲
在离我不远的战地上。那天我正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在我
附近的李朴，他立刻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用自己的热血证
明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经过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取得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经验，
但当时中央整个战略指导上是“左”的，不可避免地也给我们带来消极的影
响。九渡冲、棠市两战之后，本来应该休整一段时间，这时，军委指示，主
要意思是叫我们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所谓“积极进攻”，具体地说，
就是连续寻找强敌作战；　1933　年7　月，我们曾两次向宁冈出击及向萍乡出
击都劳而无功。

当时敌人在坳背、下水湾一带，碉堡摆得密密麻麻。我军进到宁冈，敌
人就集中兵力由古城、砻市向我迫近。我们占领阵地，准备敌人进攻时从阵
地前用反突击反冲锋战术打垮敌人。可是敌人见我们摆开阵势，他也摆开阵
势，只构筑工事，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他们有6　个团，占领宁冈中心地区，
以宁冈与古城为基地组成防御体系。我们当时只有4　个团，失陷后的苏区宁
冈县，群众工作一时不能恢复，不利于大战，便在敌军构筑工事时，乘夜撤
退，另求机动。

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做而不公开讲。因为当时“撤退，机动”这些
词，很容易给“左”的好事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其实，军事上
尤其是在游击战争中，经常采取这种办法，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还


有一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话，都说的是这个道理。敌人强大且
处于有利时机，我们打不赢，当然要走了。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不能则避
之”、“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避实可击虚，避强可击弱，打不赢就
走，还可以打得赢。当时我军的处境，就是我这个老兵，也只能做，不能明
说，足见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之深，控制之严。

8　月间，我们又在茶陵宁冈之间活动。事前得到情报，敌人为缩小苏区，
可能分兵到梅花一带窜犯，我们采取每天派一个团利用地形待机，捕捉敌人，
有一天中午敌人一个营从墨庄与城皇庙之间插过来。被我们捉住消灭了。为
扩大战果，派49　团向雪花坳敌据点佯攻，想把坳背的敌人吸引出来再吃掉
它，不料碰上了敌主力之一部，结果打了一场硬仗，毫无所得。

9　月，我军又出萍乡活动，敌人情报灵通，调动快，加上飞机轰炸，我
军被迫打了不利的战斗，造成二、三百人的消耗，只得撤回苏区。

两役不利，是军事领导上的大问题。11　月，任弼时召开省委会议，指出
湘赣红军在6　月以前的反“围剿”战争中，是打得较好的，基本上坚持了游
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又认为蔡会文在执行军委的指示中犯有错误（当
时还没有认识军委指示本身也有错误），于是蔡会文辞去了17　师师政委的职
务。

当时，“左”倾路线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个任务没完成好，
就批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永新召开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打“死老
虎”（指王首道），要打“活老虎”（指蔡会文）。王首道当“死老虎”，
历史已经证明错了；把蔡会文当成“活老虎”打，更是错上加错。但当时我
们都还没有这个觉悟。1933　年11　月底，省委批准蔡会文辞去17　师政治委员，
并派陈洪时来继任。不被信任的蔡会文后来牺牲在战场，而陈洪时在我主力
长征后当了叛徒。

1933　年10　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100　万军
队、200　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当
时，湘敌刘建绪积极向我湘赣苏区进攻，他把彭位仁第16　师和王东原第15
师之45　旅摆在主攻方向；以第15　师主力和陈光中第63　师在南北两翼配合，
企图首先攻占湘赣苏区西部要冲梅花山地区，进而进攻湘赣苏区中心——永
新城。

梅花山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莲花、永新之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东侧。
控制这里可以威胁敌人主要补给交通线，又利于我出湖南活动。所以，我们
决心利用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条件，保卫这个地区。

敌16　师每天派出一两个营到梅花山北侧向我作试探性进攻，但主力不轻
易出来。我还是让茶陵独立团在梅花山阵地加强工事，在山顶北侧修筑一个
碉堡，并在周围做散兵工事，吸引敌人主力出动。我军主力则摆在梅花山、
江鼓寨之线待机。正在赣江活动的红18　师也调来参加战斗。

11月8日，敌第16师5　个团和第15师之45旅共约7　个团兵力，向梅
花山发起攻击。茶陵独立团凭借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两个钟头，敌人越
来越多，形势紧急。这时，红17　师先头一个连跑步投入战斗，红18　师一个
团也赶来参战。这时敌人的炮火猛打碉堡，其实我们根本不在碉堡内，而在
碉堡外的野战工事和灌木丛或山坡隐蔽。炮火一过，敌人的步兵攻上来，我
坚守正面阵地的部队给强攻之敌以重大杀伤；随即一鼓作气，乘胜反击，将
敌主力3　个团全部击溃。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同敌人打的第一仗，打好了。我军只伤亡100
多人，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打扫战场，清数敌人尸体就有200　多具，估计
敌人伤亡人数在800　至1000　之间。但这一仗缴获不多，因为没有把敌人的退
路卡住，敌人主力退走了。但是，梅花山之战是胜利的战斗，对湘赣根据地
中心区的巩固有很大意义。

1933　年12　月，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省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代表，也为迎接由中央苏区派到湘鄂赣当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和军区
司令徐彦刚，由我和陈洪时率17　师全部及18　师一个团经永新、牛田到遂川、
万安、泰和地区之高桥头，向赣江边前进。

12　月5　日，我们到遂川县之路田附近时，敌77　师一个团从于田圩进至
路田古田岭阵地（那里原有敌人做好的工事）。我看敌人刚到，还没准备好，
就立即决定把这股敌人打掉。我们3　个团一起攻击，只两个小时，就将敌人
大部消灭了，俘敌团长李春光，缴获步枪300　余支，重机枪3　挺。这次胜利，
是从6　月份以来战斗缴获最多的一次，士气提高了，弹药补充了，也有利于
开展与恢复遂万泰地区的工作，并完成了迎送代表团和干部的任务。

在湘赣苏区形势日渐好转，中央军委命令17　师北上南浔路，配合中央红
军向北发展，也是间接配合国民党第19　路军在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行动。红
17　师北上后，湘赣苏区兵力单薄，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不久便被敌占领
了。


第十章北上与回师

1933　年11　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　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
蔡廷锴诸位爱国将领的领导下，提出抗日反蒋，与我们联合行动，并订立了
秘密的联合作战协定。他们公开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