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2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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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茶座]
千古黄鹤在..............................李国文
唐代的谎话大王............................李国文
[中篇小说]
最后的玫瑰..............................肖遐明
不动声色...............................闫 刚
[短篇小说]
炸日本面包..............................王方晨
刘一脚................................阿 宁
福城的浪漫..............................白天光
牛喜光之恋..............................勒永强
[散文随笔]
贾平凹立碑..............................晓 雷
父亲的魅力..............................刘耀仑
情歌与歌手..............................周年丰
文学短论三题.............................江 岳
[诗歌阵地]
一个诗人生活的城市(组诗)......................向天笑
赞颂(组诗).............................牧 南
山思(组诗).............................杨 彬
故乡(组诗).............................刘贵高
[理论与批评]
处处鲜花处处芬芳...........................王新华
千古黄鹤在
■ 李国文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汉字的人,无不知道唐代崔颢那首题名《黄鹤楼》的诗。也许全诗记不下来,但打头的这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是能挂在嘴边的。
正因为这首写黄鹤楼的诗,实在太家喻户晓,太脍炙人口,结果,反宾为主,主次颠倒,倒不是这首诗,因楼而名,而成了这座楼,因诗而存。
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大作用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与讨饭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让人很不提气。可诗人崔颢的这首诗,却能够使黄鹤楼屹立于武汉三镇。虽然这其间,几度沧桑,多次兴废,还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这诗,才使黄鹤楼千年不倒。
诗只八句,其实好读好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对这首诗评价极高:“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誉之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
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修建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武昌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在很长一段岁月中间,武汉有黄鹤楼之名,而无黄鹤楼之实。拆楼以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一直拖着,没有说修,但也从来没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
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当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是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诗在,则楼必存。
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拨千斤。
这首诗,即使在唐代,崔颢刚一落笔,不胫而走,很快就遐迩闻名,广为人知。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李白的清醒了,他不像时下某些文人,尽管写得十分狗屎,长篇令人不能卒读,短篇教人不禁反胃,文集厚如城砖,味同嚼蜡,都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那个瓦西列耶夫斯基,给领袖搬来只堪垫脚,不配枕头的垃圾书籍。
但这些名流大老,自我感觉之良好,大言不惭之厚颜,也真是聪明过了头以后,剩下的只有胡涂了。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得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向后转,退出这场竞赛。
但是,崔颢的诗,让李白十分赞赏,同时启发了他的诗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点较劲的意思,这位唐代第一诗人,先后套崔先生的诗路,写过两首诗。第一首为约作于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犹未尽的李白,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期间,又作了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迹仍在,但却因自己的才气,而能写出与崔作功力相敌,未易甲乙的佳构。尽管如此,李白的这两首力作,终究压不倒崔颢之绝唱。由此可见,崔颢的《黄鹤楼》,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代,那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是不由分说的,是无庸置疑的,这才叫真正的传世。
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
我们记得,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年代里,曾经是世界古城中保留最完好的北京城墙,说拆不就拆了嘛!及至到了那个狂热的十年文革中,就更不用说了,红卫兵以大破四旧的名义,多少不该毁灭的文化积累,说毁不就毁了嘛!然而,五十年代决定拆掉这座楼来修大桥的时候,许诺过,规划过,说好了将来要修的。表明了这座楼的非同小可,之所以如此重要,我想,不在于它的建筑学上的价值,老实说,是与崔颢这首诗有着莫大关联的。
一首不朽的诗,使一座建筑物安然无恙地流传千古,哪怕拆了还得再建,证明了文学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找到,八十年代的江西南昌,终于把烧毁了数百年的滕王阁,重新建造了起来,那还不是因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文章么?如果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序》,我想南昌人不会兴致勃勃地在旧址荡平夷灭,历史湮没无考的情况下,重建一座滕王阁的。其实,滕王阁与滕王已无任何瓜葛,滕王何许人也,很少有人说得上来,不过借其名而已。
这个新建的滕王阁,不过是王勃阁罢了。他写过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十年浩劫中,谱成语录歌,曾经唱遍中华大地。他的《滕王阁序》,能琅琅地背诵出来者,至今不在少数。文人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确实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之辈,但他们的笔墨,却具有历代统治者所无法撼动的永恒价值。文人的生命力,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很不经折腾的,你不让他死,只消你把刀举得高高地,还未落到他的脖子上,他可能就先吓死了。可文学的生命力,却是白居易那首诗里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中国人的心中,要活得比所有的统治者更长久。
因此,黄鹤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崔灏的诗而名。滕王阁,由于王勃的美文而耳熟能详。岳阳楼,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而名闻遐迩。醉翁亭,经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一文鼓吹,成为著名景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古战场,也因苏东坡的词与文,而赋与了令人陶醉的色彩。至于杭州西湖里的翠堤春晓一景,只是经作过太守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二位诗人所修筑,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韵味。“东坡原是西湖长。”他生活过的颍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如今都是游览胜地。所以说,文人笔下的山水,其实倒是对文人最好的纪念。他们的笔墨,一旦与风光糅和到一起,成为名胜佳迹,便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存在。
由此想到,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倒是应该在他们与山水的关系上,做做文章的。
近年来,故居热十分流行,将死去的名人,和活着的名人,曾经居住过的房屋保留起来,曾经使用过的器物收集起来,曾经书写过的原稿珍藏起来,其好意当然值得肯定。但一旦热情过度,缺乏节制,不加遴选,标准不一的话,将名人扩大化,扩大到阿猫阿狗,便有泛滥成灾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一些当代文人、包括活着的和死去的,也热衷斯道,自己张罗,别人张罗,单位张罗,后代张罗,也教人大摇其头。
如果因保存一处现在被认为是名人,若干年后也许并不一定还是名人的房屋,对住房相对紧张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成为不胜其烦的负担的话。后人会不禁要问,有这个必要嘛?而返观凑这份热闹的中国文人,才死了几天啊,尸骨未寒,他们的尊姓大名,已经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写的东西,早就成了明日黄花。就算留他的故居在,留他的手稿在,留他写作时用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在,留他那些早就该化成纸浆的作品在,可纪念馆门可罗雀,展览室蛛网扃户,岂非莫大的讽刺?
我们知道,王维的应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墅群,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的休休亭,用今天的观点看,绝对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名人故居,如果那时有懂行的组织,识货的领导,肯定要下本钱予以维修加固,保存这份文化遗产的。但时光无情,千年以后,除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尚能附会存在外,其它的早已夷为平地,一点遗迹也找不到了。
其实,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早看透了这一点。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从战乱这个角度论说故居之未可长久:“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离乱,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
即或不发生类似状况,建筑物的存世期限,总是有限的。说到底,还是山水风光更长久些,对于名人来说,死者已矣,健在的若是想留名,还是学一学崔颢,写出一首《黄鹤楼》来,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呢!
唐代的谎话大王
■ 李国文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大。”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主祝贺。
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唐文宗李昂开成年号期间,共五年,隔一年闹一次蝗虫,荼害无穷。“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郸、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刚、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卜,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诉诸上苍的方式,求神问卦,宣泄怨恨,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