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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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不可容忍。
“九一”事件发生后，据王效禹说，“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将他禁闭起来。周化南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而张敬焘后来说，不是禁闭，是看护。“当学生起来造反时，机关干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少数人响应，内外结合。当时的青岛市副市长兼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就公开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八二五’事件后，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时，便在崂山县的教师训练班上发誓表态，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他起来造反。正在这时，发生了9月1日20几万人上街游行和静坐，要求中央撤销对我撤销职务的决定。这时王效禹吓得魂不附体，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疯疯颠颠地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周化南看他精神不正常，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等四个人把他看护起来，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没有恢复我的职务时，在一个礼拜天，又趁人不注意跑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了市委的状，说市委组织工农镇压学生，他支持学生造反被‘关押’。”谭启龙当时使用了“看管”两个字。不管是“禁闭”，还是“看护”，或是“看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限制了王效禹的人身自由，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可见当时中国的法制观点、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薄弱。至于说王效禹“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不送精神病院？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效禹精神很正常。
9月3日晨5时35分，王效禹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月4日凌晨2时，王效禹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做过争论，没解决问题。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争，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为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同志的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要把这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九月四日二时。”注09月4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就是写在这份报告上的。笔者核对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5页中摘录王效禹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9月4日晚8时，王效禹获得了自由。9月13日，王效禹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也许王效禹此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信中阐述了处理青岛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肯定、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是要相信革命师生的绝大多数是听毛泽东的话，不能对革命师生采取对立态度和压制手段；三是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干部，因为许多错话出自干部之口，许多错事出白干部之手，“九一”事件是干部带的头。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
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18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王效禹写了三封信由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代送康生、王力、关锋。康生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王力、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在渤海解放区工作过，同王效禹熟悉。
王效禹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王效禹在电报中阐述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王效禹所始料未及的。那么，王效禹的“造反”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呢？就王效禹方面来说，有三点原因。第一，王效禹一直信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指导减租减息运动，9月13日，他在致谭启龙的信中又提出要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立场去解决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认识问题；第二，王效禹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师生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煸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