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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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R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毕 苑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John Cooke）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white Cooke）的绰号。
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头了，最终国王高于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
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