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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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清华第一人
清华大学，我国名校，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周自齐是其首创者。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留学回国，任职外务部。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款项，用于办学校和送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清政府在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在这里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周自齐是学堂的监督（校长）。从选定校址、购地、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费尽心血。清华学堂于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周自齐可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功。周自齐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亲自主持选拔工作。他选拔留美学生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学生的中文要通达，身体要强壮，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还不能有破相。经过考试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三批、180名留美学生。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
“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
“二十一条”密约是一战结束后日本欲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更是引发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密约。袁为赢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准备予以承认。为使谈判不被世人察觉，日置益曾恶狠狠地警告袁世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泄漏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否则，日本将被迫出面干涉，即使你大总统也难免于牢狱之灾！”
英国《泰晤士报》在华记者端纳得知日本向中国提出无耻的“二十一条”后，决心查个水落石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与许多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在日本的侵略要求面前，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公开，以激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迫使日本人缩手。
端纳与北洋政府的高层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财政总长周自齐尤为莫逆。他来到周府，对周自齐说：“我写出我认为日本可能提出的所有要求。你用铅笔划掉错的，保留对的；如有漏掉之处，也请你暗示一下。我再拿这张纸到其他政府官员那里去，同样搞它一遍。我迟早会得到‘二十一条’的正确文本，而人们却永远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弄来的。”周自齐不由得哈哈大笑，叹道：“高明！”他们坐在周府花园的荷花池畔，像是推敲学术问题似的，开始工作。端纳开始猜写。满洲、山东？聘请顾问？改组军队和警察？兵工厂？铁路？然后加上一些主语、定语或动词，就变成了一句句比较完整的条款，凑满二十一条为止。周自齐手捏铅笔，这里画画，那里点点，看看八九不离十，掷笔而去。随后，端纳拿着这张不成熟的条款，挨个找了一些知情者。“这就是二十一条？”端纳疑信参半。但他相信，这份猜写的文本八九不离十。一旦披露，同样会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轰动。他立即向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发去电讯，披露了这则内幕消息。同时，他又往访美国公使芮恩施，请其将“二十一条”密约的内容转告美国务院，期望美政府对日本有所行动。此后，端纳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等待着两报会以大字醒目地刊出他的报道，轰动世界……
从伦敦传来了回音。《泰晤士报》主编致端纳电报：“请告消息来源，我才发表你的报道。日本驻英使馆已予以否认。”端纳如遭当头一棒。他费尽心机搞来的重大内幕消息，竟被人弃如敝屣。正在端纳彷徨无策之际，端纳想到了澳洲同乡、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
莫里循早年也担任过外国报纸的驻京记者。后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他广泛参与了北京政府的核心机密，对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感到不安，多次劝袁慎重，惟收效甚微。他的确拥有一份“二十一条”密约的副本，深锁于保险箱中。
端纳与莫里循，当年同为澳洲名记者，一南一北，饮誉中华。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后莫氏脱离报界，但对端纳的一举一动，仍十分关注。
当端纳前来拜访莫里循时，莫氏已经心领神会。一番寒暄之后，他站了起来，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一堆文件上，另有深意地望着端纳：“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来。”端纳颇为紧张，不知这项“计划”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估计，莫里循去书房，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的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文件上，是否就是一种明显的暗示？等莫里循推开内室的门，走了进去，端纳快捷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在身上搜摸雪茄，一边挪到了办公桌旁。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住那堆文件，恨不得伸出手，统统把它抓进自己的皮包里。第一份，不是，第二份，也不是。身后的门吱呀一声打开。端纳马上回来，原来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国仆役，端着茶壶和茶杯进来。“就放在这里吧。”端纳指着茶几说。仆役冲好茶，仍肃立在屋内。端纳从兜里掏出一点小费，塞进仆役的手掌，又说：“去给我拿一盒火柴来。哦，附近还有卖雪茄的吗？”仆役退了出去。这次，端纳不再犹豫，也不再细看，索性从桌子上抽了好几份文件，塞进皮包里。稍顷，莫里循又走了进来。“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莫里循搓着手说。“没关系，乔治。无论如何我该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方饭店，端纳关好门，外挂“有事，请勿打扰”的小牌子，开始检视“偷”来的文件。当他翻检到第三份时，不由得眼睛放光，这不是他日思夜想的“二十一条”正式抄本吗？同他原来猜写的文本相比较，内容出入并不大，主要是他对日本人的苛刻条件有所低估。他说：“日本人的恶毒程度，是每一个真正的人难以想象的！”端纳立即把“二十一条”文本提交给英、美两国公使，并得到他们的确认。美国《纽约时报》首先刊出了来自北京未署名的关于“二十一条”的头条新闻。
任职最短的总统与主持译制第一部影片等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周自齐被通缉逃亡国外。逃亡回国后，受到北洋政府的继续重用。1920年曾任职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1921年12月6日，作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高等顾问周自齐电请辞职，维护了国家主权。1922年4月8日，被徐世昌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徐世昌被逼下台后，周自齐带领内阁阁员摄行大总统职，这是我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但在当时却避免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黎元洪复职后，周当了财政整理委员会的挂名职务。此时，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去美国游历。其间他考察了美国的电影工业，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他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第一部影片《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上中文字幕的开端，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开创意义。
此外，1918年2月，他还参与创办了天津扶轮公学；1918年12月周自齐为南开大学创办认筹40万元公债票；1920年7月，改组北洋保商银行，任董事长；同年，创办中国经济讨论处，实为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调查之滥觞；1921年，投资枣庄矿区中兴矿局；周自齐对家乡《单县志》的编修极为关心，并于1922年4月捐赠大洋一千元，亲任督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完备的善本；周自齐十分喜爱李簧的诗，亲自校点李簧《梅楼诗存》，并编印作跋。
我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
3月12日，是中国现在的植树节。而中国最早设立植树节，是由周自齐呈准大总统设置的。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辛亥革命后，民国四年（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由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呈准大总统，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如期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7月21日批准后，通令全国如期遵照办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完成后，4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9日农矿部又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16条。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易培基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训，积极提倡造林，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呈准行政院及国民政府，自3月9日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于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北方地区以3月初旬，寒气未消，还不适于栽树之故，特规定植树式仍于3月12日举行外，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行之。并由该部公布《各省各特别市各县造林运动宣传周大纲》7条，以便全国照办。
周自齐墓地及我国最早的记录遗体告别镜头
1923年10月21日，周自齐病逝，葬于京西门头沟城子村西面的九龙山山坡上。
北京市门头沟区有许多名胜古迹，仅城子村西九龙山的山坡上，原来就有两处。一处是龙泉寺；一处是周家坟。
“周家坟”不大，但建筑极为讲究。尤具民国时期建筑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当地百姓最初并不知道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周自齐的墓地，只知道墓主人是晚清的一个大官，因被仇家所杀，所以无头。墓地多次被盗，传说墓里葬的是一颗金头。周自齐金头的传说，或许是其墓被盗的原因。
2000年，借天安门金丝楠木流失事件的讨论，一篇叫作《金丝楠木搭驴棚》的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虽然这篇文字浅陋得不能再浅陋，但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错爱。周自齐的家人通过北京日报社找到了笔者，并热情邀请笔者到他们的府上去看一件“宝贝”。在他们的府上，记者看到了记录周自齐从逝世到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这是我国最早记录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此片长约18分钟左右，英文解说词。片中，从周自齐逝世，到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等政府要人的亲自祭悼，从暂厝停灵到发丧出殡等等宏大场面应有尽有。片中，当时北京的城市面貌、人们的着装打扮、民风民俗都得到了真实、准确地反映。这样规格的葬礼绝不比两年后孙中山的葬礼逊色。而且除孙中山外，民国的其他任何大总统、总理好像都没有留下这样的纪录片。周自齐作为当时在任时间最短的代总统，怎么能够拍的如此清晰、气派和及时？按当时的摄制技术，在短期内能拍出这样质量的纪录片，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所限，这部片子原始的胶片非常易燃，而且由于年代太久，影像质量也差了许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片子，是通过周自齐在好莱坞工作的家人，用最新科技方法和先进技术，对片子重新做了处理，并加进了英语的片头、片尾解说词的。
“文革”结束后，门头沟区政府和文化文物部门非常重视对包括周家坟在内的门头沟所属各处文物的保护工作。尤其对周家坟作了力所能及的修葺。对墓体进行了大修；重新树立起了部分石牌坊，墓周围挖了排水渠，树立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新铺了到墓地的柏油道路等等。
（责任编辑 萧徐）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智效民
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我于5月1日前往台北，参加“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马英九先生不但出席这次会议，还坐在主席台下恭恭敬敬地聆听著名学者林毓生演讲。这让我想起学界的一件轶事。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去浙江大学授课，马一浮提出应该让学生“登门请业”，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因此我以为，马英九能够亲自“登门请业”，而不是让学者去“总统府”讲课，体现了他对学问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