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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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则，都是白天写，晚上向他和省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听取修改意见。他总是字句斟酌，力求准确。他精力充沛，在研讨中，不时讲点故事、笑话，提提我们的精神，有次竟讨论通宵。”
另外，经过严格的和长期的考察，一些实事求是、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拥戴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先后走上了省委领导岗位。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相继担任了地市委第一书记领导职务。
父亲在河南主政17年，正是依靠了以他为代表的务实勤勉、艰苦奋斗的广大干部作为核心骨干和中坚力量，才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共同支撑起了中州大地度荒救灾、保障民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时局的宏图大业。
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领导河南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过程中，父亲首先十分注意发挥本地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的重要作用。
至今我还记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经常是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地图摆满一地，大人们或坐或站，或蹲或跪，还有的人索性脱了鞋，直接在地图上踩来踩去。他们时而小声商议，时而大声争论。由于抽烟太多，满屋子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似的。因为我住的小屋紧挨着父亲的办公室，所以我经常是伴着隔壁透过来的噪声和灯光，再加上挡也挡不住的浓浓烟味，恍然入梦的。
父亲晚年在《自述》中讲完救灾后，话锋一转：“然后，我就是抓治碱，修水利。治碱工作量小一点。还修了不少的水库。后来，这些水库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南省水利厅有位专家，名叫陈惺，他因为公开反对“以蓄为主”的做法，50年代末被扣上“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先是下放到南阳农村劳动锻炼，后来又全家被贬到了信阳。父亲调到河南后不久，了解到自然灾害主要是因治水错误而起，他就四下里追问当年水利界有没有反对派？大家反映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闻听此言，父亲大喜过望。据陈惺叔叔回忆，1961年9月的一天，还戴着“右倾”政治帽子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说父亲要见他。
一见面，父亲就直截了当地对陈惺叔叔说：“我来信阳做农村调查，你陪我去。”当天下午，他们到了罗山县，晚上听取了县委的汇报。散会后父亲对陈惺叔叔说：“我来到河南后，对存在的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当前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随后，陈惺叔叔陪着父亲走了七个县。父亲白天看、晚上听，抽空儿他俩还走街串巷地四处转悠。父亲被所看到的悲惨现象和所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每天晚上，父亲总要留下陈惺叔叔，两个人一聊就聊到深夜。父亲给他留下了“十分好问，而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印象。直到父亲眼疾复发，需要马上回郑州治疗，他们才依依不舍分手。临行前。父亲让他作好回省里工作的准备，并指示信阳地委速速放人。但由于当时信阳地委主要领导从中作梗，直至一年后，经父亲再三催促，陈惺叔叔才回到了省水利厅。
通过认真调查豫南和豫北平原地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父亲明确指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的问题，而是方针的问题！”又经省委班子的反复研究，到了1961年的冬季，省委正式提出了“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的平原治水方针。为了稳妥起见，父亲特别提出，在党中央、国务院“以蓄为主”的政策未改变之前，“以排为主”的口号只在省内讲，对外暂不提。
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实践检验，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期间，父亲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反映了平原治水问题，这下子可把问题捅了天了。不久，周总理召开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表态：“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蓄，该排的排，不能只蓄不排。”从此，在华北平原地区延续多年的“以蓄为主”的错误做法开始得到纠正。
3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视察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水利情况，接着在河南召开了新中国治水史上著名的范县会议。父亲在会上介绍了河南的情况，并提出了三条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后谭副总理、钱副部长做了总结讲话，父亲提出的措施被全部采纳，“以蓄为主”给平原地区带来的恶果逐步被消除了。
自1961年到1965年的5年间，河南省的有效灌溉面积由116。5万公顷恢复到174。7万公顷。旱涝保收田由4。5万公顷发展到96。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由684。5万吨增加到1227。5万吨，广大农村由濒临绝境转为复苏和发展。（陈惺著《深切怀念刘建勋书记》和《“三主治水方针”的对与错》）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父亲不仅尊重、爱惜河南本地的知识分子人才，对于外来的专家学者，他同样也是坦诚相待、全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遵亲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34年前（1965年），我有机会参与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同志汇报中科院在封丘开展的除灾增产科学试验研究工作。时间虽短（约2小时左右），但印象深刻，其情景犹如发生在不久之前。当时他外表黑瘦有神，穿一身深色中山装和一双黑色圆口布鞋，手握一杆当地特有的竹根做的短旱烟袋，吸着当地土制黄烟丝；态度平易近人，言谈亲切、朴实，善待他人意见（尤其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记得当其聚精会神地听到汇报中使其感兴趣之处，竟脱了鞋，两手往沙发扶手上一撑，蹲上沙发议论问题时，顿使汇报气氛轻松活跃起来，加上他那溢于言表的正直不阿气质，显示出令人起敬的‘老八路’作风和形象，更令人经久未忘。”
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作者注）、土壤所的熊毅教授率领科技人员在试验中取得了井灌井排初步成功后，父亲先认真听取了汇报，随后又赶到农田现场察看，最后他决定马上在全县和整个新乡地区推广应用。此后虽经“文革”十年，熊毅教授的科学试验几无中断，其成果迅速得到推广应用，在除灾增产方面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王遵亲著《深切悼念河南原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
与此同时，父亲还坚持了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倾斜政策，使得河南全省的“五小”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所以，父亲才在晚年不无感慨地说道：“河南是个七八千万人的大省，‘五小’工业搞起来很不容易，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顶住压力。借地渡荒
六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吴芝圃，白受三年苦，跟着刘建勋，粮食吃一斤。”这完全是因为以父亲为首的新河南省委大胆地在全省农村推行了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这个政策被广大农民群众誉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和“叫人（回来）政策”。
虽然，父亲在晚年的《自述》中只是简单地说了一段话：“‘借地’是陶铸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后来由我承担责任，向主席、中央做了检讨。”其实，这里面还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的。
父亲刚上任时，河南全省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解决粮食问题，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支援市场，首先解决全省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实行牲畜分户喂养，果树、花生分户管理，田间管理分段包工到人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手工业，扩大农具和日用品生产；恢复小商小贩，活跃城乡市场；派人到有关省求援，解决部分粮食及代食品；在全省农村实行行之有效的借地渡荒救急措施。（《河南省志，人物志》第一章的《刘建勋》小传。第六十卷，第1851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一版）
这个政策的雏形——“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实行小段包工和记工方法”，是在新乡等地区试行地段包工和“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等措施，并产生了良好效果后，省委经过认真总结和研究出台的。时间是1961年的7月27日，距中共中央决定父亲调任河南的正式命令公布之日仅仅一个月零五天，这也正体现了父亲的执政决心和工作作风。
在陶铸伯伯为首的中南局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同意，这个政策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布告的形式昭告天下、正式推行。
之前，父亲还特意征求了曾长期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老领导邓子恢伯伯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明确支持。
“借地”的第一阶段，于1962年3月在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豫北、豫东4个专区22个县展开，惠及约四百多万人。5月第二阶段就扩大到约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地区。接下来，借地就在全省势不可挡地普遍实行开来。到了6月下旬，省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迅速实行田间管理到人、包工到人的责任制，同时，还对过去因实行责任制而受到批判的干部予以平反。
所谓“借地”，具体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很快，河南广大农村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千万农民的脸上绽开了久违了的笑容。到处是麦浪滚滚、人欢马叫的喜人景象。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恰恰正是朴实、厚道的河南老百姓对自己父母官的最高赞誉和褒奖。
灾难深重的河南渐渐恢复了元气。1965年全省的财政收入由1962年的7。6亿增加到10。2亿，年均递增10。4％。（张向持著《解读中原》，第61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父亲看到了“借地渡荒”政策的成效，满心欢喜。他没有忘记自己奋斗了四年的南疆红土地的战友和人民，热心地向老战友、时任广西区党委秘书长的霍泛叔叔建议说：“广西也有灾情，是否也可采取这个办法？请转告区党委考虑。”（霍泛的复信）
就在河南实行“借地”后不久，父亲开始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据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叔叔讲，那时河南省委的“借地渡荒”政策，和安徽省等地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一样，都是今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和先声，可当年国务院负责农业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私下里却认为要向中央反映，应该批判父亲的“右倾”错误。
于是，就在省委正式实行借地渡荒政策未及半年后，父亲又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父亲写检讨报告的过程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南局领导的指导和帮助。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从大人们的话里话外隐隐约约地察觉到，父亲在给“上面”作检查，家里面没日没夜的人来人往、大会小会，空气显得格外地紧张、凝重和不祥。
自1961年7月父亲调到河南后。他认真总结了前任省委领导工作中的沉痛教训，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拼搏数载，到了1965年前后，终于使得中原大地上的这个泱泱大省基本摆脱了前些年“左”的影响，逐渐走出了“信阳事件”的阴霾。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丛彩娥
周自齐（1871年一1923年），字子虞，山东单县人，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农工商金融业，做过大量对民生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当时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特殊年代，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