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2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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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为读者提供丰富的解读空间，也就是说，这部文学作品在被接受时，能不能形成相应的“价值体系”和“意义链”。我们常说“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林黛玉”，这实际上就是说《哈姆雷特》、《红楼梦》在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价值体系”和相应的“意义链”。然而在大众传媒上，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定，如上所说，文学副刊刊发文学作品，首先想的是接受主体，网络上刊发文章，首先想的是能否吸引更多的读者去点击网站，而短信文学更要考虑文本接受对象，所以这些大众传媒均十分强调文本接受者的主体意愿，而对文本的创作主体或多或少有些忽视。这决定了这些文学文本的价值取向的单一性，甚至决定了这些文学文本的“服务性”。所以在大众传媒上所传播的文学文本，不可能建立相应的“价值体系”和“意义链”，同时，它强调了文学的服务性。过去我们也曾一度强调过文学的服务性，但这种表述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表述，以自在自为的文学价值认知的视角来看，把文学的“服务性”视作对文学接受主体的过分强调，只有大众媒介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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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受主体的强调，体现在大众传媒的经营策略上，就是这些媒体的市场意识。这样说可能让读者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大众媒体是一种文化品种，但大众传媒所从事的也是一种经营活动。大众传媒面对受众，是一种文化读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商品。这种商品属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对文学的传播，决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教育”和“文学审美”，它在实践意义上，是把文学当作商品看待的，这决定了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一定要有商品价值。既然是商品，就要为买方考虑，这就是上文所言及“文学的受众意识”、“文学受众的主体意识”，再直接一点说，是“心中装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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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它增加了文学的服务价值、商品价值，削弱了文学的可解读性，即它不强调文学是否具有相应的“价值体系”，也不重视文学的“意义链”。实际上，我国目前的一些文化管理制度也开始关注艺术产品的商业价值，如一些评奖条例明确标出要重视票房价值，有些文学副刊不断调整编辑思路，有的“纯文学副刊”朝“泛文学”“大文学”的路上过渡，有的文学网站开通不久即关闭，有的文学网站不断刊发色情文本以招徕点击率。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以各种方式，强化这些媒体上的文学文本的商品属性和服务功能，而对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等，逐渐淡化乃至最后放弃。这也决定了大众传媒上文学文本“普遍低质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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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众传媒使文学带上了新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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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人们对西方流行的“新闻小说”议论纷纷，《北京文学》还推出过“新状态小说”的试验写作。然而，以实验室的方式来探索“新闻小说”的可能性，会受到种种限制，也受到美学的严峻挑战。新闻小说的种种言说为小说创作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有待理论家去进一步分析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随着大众传媒在处理文学传播方面积累的经验的日益丰富，文学和新闻的嫁接日益受到大众传媒的重视。现在很多报纸都开设了“新闻故事”版、“新闻故事”栏目，如《楚天金报》每天有一个“新闻故事”版，《湖北日报》也开设有“新闻故事”栏目。这类版面（或栏目）刊发的明明是新闻，叙述方式却又是文学的。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叙述可以改变叙述对象的“可还原性”，叙述可以改变叙述对象的“真实性”，而且叙述可以使叙述主体的主观意愿得以呈现。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新闻所不允许的，但这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对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影响文学价值走向，提供了言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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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很难——几乎不可能——在报纸副刊上看到先锋实验的文学文本？为什么报纸副刊刊发的诗歌文本越来越少？为什么短信文学很少——为了写作该文，笔者读了大量的短信文学文本，尚未发现——历史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什么网络上针对当下文坛所写的评论文章会流传得那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文本的选择，均比较重视“针对性”，比较重视对当下生活的“文学描述”及有当下意义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传播，对所传播的文学文本的选择，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这些文学文本的“新闻价值”。换句话说，刊发在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文本有着鲜明的新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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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文本的新闻价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反映现实几乎成了大众传媒上的文学作品的共性。只要我们对报纸文学作品稍稍作些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写现实，抒发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与感悟，是报纸文学作品的一大鲜明特色。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很少谈历史，更少以历史题材结构文章，即使在文章里谈古论今，也多属于杂文写作，而且这样的杂文谈古论今的目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发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从目前的情况看，报纸纯文学副刊越来越被视为一家报纸的“品位之见证”，但决不允许其“开拓疆域”，相反那些“大文学”“泛文学”版面却在报纸上“攻城掠地”，不断地“抢占地盘”。以《长江日报》为例，目前纯文学副刊有“江花”，而“泛文学”“大文学”版面，名义上只有“人生百味”版，但“生活周刊”上刊发的生活随笔，大部分却是颇有文学韵味的文本，“特别报道”版虽是一个新闻版，但刊发其中的文章却是一篇篇报告文学作品，更别说“城周刊”开设有专门的谈天说地式的随笔栏目，那其实同样是“大文学”“泛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至于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其现实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报纸文学副刊上刊发的作品，要强得多。为什么大众传媒这样重视“大文学”、“泛文学”文本？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服务对象不全是文学消费者，是因为大众传媒的消费者文学素养参差不齐，更是因为大众传媒本身就是直面现实、服务现实的。其二，大众传媒上传播的文学文本，虚拟性普遍不够，文学语言的实验性不强。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讲究语言美的文本，故事性再强，也不能说是一部有质量的文学文本。然而，大众传媒面对的毕竟是大众，所使用的语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的汉语言，大众所接受的叙述方式也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在大众传媒上刊发语言实验、叙述先锋的文学文本，就有可能脱离读者。同时大众传媒对时尚文化又非常敏感，大众传媒本身也是时尚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刊发其中的文学文本对时尚表述方式天然地有一种敏感。如一些网络语言的流行，在一些报纸文学副刊上可以读到“靓”、“哇噻”、“酷毙了”、“粉丝”、“帅呆了”等颇具时尚流行色彩的词语。使用这些词，不仅可以体现叙述对象的当下性，也可以体现叙述主体的现代意识，使整个文本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其三，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的新闻性，还体现在这些文本往往把新闻和文学合二为一，为新闻与文学的嫁接真正成为可能。这一点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现在大众传媒对文学文本的价值诉求，普遍强调其“生活实感”。过去我们批评过“晚报文学”，批评过“小女人散文”，说这些写作表达的是“杯中风波”、“小菜情绪”。的确，这些文章所写的内容，无非是某某在某天买了500克白菜，某某在某个地方吃了顿可口的中餐，这种带有极强“现场感”、“即时性”的新闻色彩很浓的文学文本，使新闻和文学的嫁接“落到了实处”。更重要的是，这类文章的写作方式，有许多采用的是新闻的写作方式，有的把最重要的内容写在前面，然后再写一件事发生的过程，有的是把自己的某种感受写下来，然后再写这些感受是从哪件事情引发的，正像新闻的“倒金字塔”的写作方式。应该说，这种写作方式在大众传媒上的流行乃至“确立”，是文学新闻性写作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大众传媒对文学价值走向的最大的影响。这一点有待笔者作进一步的研究，至于这种影响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更需要笔者另外的专文作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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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人文价值的整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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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集资料、多方搜集“证据”来谈大众传媒对文学价值走向的影响，最后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进行文学传播研究有没有什么人文目的？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似乎过于严重了些。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可视作笔者作此文的深层意愿——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走向确实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症结”，恰恰在大众传媒那里。“文学价值走向确实出了问题”，在本文，也许只能算是“压在纸背的问题”，但笔者之所以不想把它真正“压在纸背”，是想为大众传媒究竟该如何进行文学传播提供一点切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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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学价值体系，我们说大众传媒使文学与新闻的嫁接成为了可能，我们还说，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走向一步步背离“虚拟世界”，等等。乍看起来，似乎是大众传媒使文学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拓展，其实不然，这是对文学根本属性的背离，是对文学这种审美形式的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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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步步朝新闻化方向走，使文学的娱乐性、消闲性得到强化，却使文学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缺乏相应的热情，文学不再把美学追求放在第一位，不再追求人生的终极价值，不再追求一种理想人生，从而使文学在整体上失去相应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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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的超规模发展，更由于大众媒体在处理文学作品方面采用的“低门槛”、“无门槛”策略，使每一个媒体受众都可以在大众媒体上“过一把瘾”，使媒体受众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文学创作不需要相应的美学积累，也不需要相应的生活积累，更不需要相应的思想积累。这倒不是说文学天生应该是一种“贵族”，文学创作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说文学消费应该是一种“贵族行为”。正像高尔基所说，按人的天性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有审美的精神需求，每个人都有创造艺术的欲望。但是，有艺术天赋、有创造欲望，却不一定有能力去创造艺术产品，也不一定有艺术素养去领略艺术的美学价值。如果不计艺术素养，不问作品艺术价值，只要写几句话讲几个故事，然后在网上一张贴，朝手机上一发送，便以为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品的创造者，那便在根本上轻薄了艺术创造的精神含量，轻薄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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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大众传媒对“泛文学”文本的大量刊载、传播，大众传媒对“大文学”文本的不加选择的传播，对文学文本新闻性的过分强调，对文学价值体系的非审美地改变，对营造整个社会的“文学气质”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首先体现在使受众的文学价值观异常混乱，其次体现在对文学写作的创造性认识不够，再次极大地破坏了经典文学文本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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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大众传媒在文学传播中的“负面效应”的检讨，并不意味着让文学传播拒绝大众传媒，而是意在建设健康的、有益于文学发展的大众传播模式。实际上，大众传媒之所以对文学的价值走向有种种消极的影响，与受众整体的文学素养有关，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