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盗墓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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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国盗墓文化：中国人盗墓史
作者：倪方六
序（1）
中国历史，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期是统一的，三分之一是分裂的。在分裂的时代，刀光剑影的政治势力的战争演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民间散勇的掠夺活动，让当世人动魄惊心。其中，疯狂的盗墓场面，则是屡屡重合的历史场景。可惜，这样常见的重大历史课题，很少得到史家的认真著述。
由于近年来盗墓活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群众性和高科技性的特点，引起了一些写作高手的兴趣，出现了《盗墓笔记》、《鬼吹灯》一类的通俗盗墓文学作品，在文化商品市场上热销，而学术性或专业普及性的读物则很少。个人孤陋寡闻，只听说有殷啸虎、姚子民的《盗墓史》和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两种作品。真是惭愧，都未曾读过。
之后，有倪方六的《盗墓史记》出版，该书首先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出版后一直热销不衰。继《盗墓史记》之后，倪方六君又有《中国人盗墓史》新著一种，行将付梓。承他不弃，约我说点什么。本人不敏，试作数语，略抒浅见。
我翻看了一下，《中国人盗墓史》似乎是“中国盗墓者列传”，或者说是另类的“人物传”，这在过去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新鲜。与《盗墓史》、《中国盗墓史》和作者自己早前的《盗墓史记》相比，《中国人盗墓史》写作角度、叙事方式均有明显的不同，突破了一般盗墓史的写法。
全书分为帝、王、臣、儒、兵、匪、僧、宦、民等九大部分，以“人”事为主，胪列重大盗墓者22人，各个朝代、各个阶层、各种动机的代表性盗墓现象，都说到了，差不多是一网打尽，一书写遍。
《中国人盗墓史》采取讲故事的方式，逐一展开，相当有趣。书中所讲不少都是“奇闻”、“秘事”，但所引用的资料丰富详实，不少都是来源于正规史书、古人笔记，还借用了现代考古报告，文风朴实生动，绝不枯燥。可能因为作者首先是记者的关系，“新闻语言”与“学术语言”嫁接到了一根藤上，这样可能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
归纳起来， 发墓者多为帝王贵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例外都是皇权定义者），一般士子、平民仅有3人，足可见古代官盗势力的强大。其盗发对象，几乎全是帝王陵寝、王公大墓，其中最让盗墓者眼红的是秦陵、茂陵和乾陵三处，不同朝代都有盗墓者觊觎。
古代盗墓是最不合乎礼法的。《左传》僖公24年（前636）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文公18年（前609年）说，“窃贿为盗。”《荀子·修身》说，“窃货为盗。”《周礼·秋官·司刑》定，“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掌戮》说，“刑盗于市。”凡杀人的，行刑后在市中陈尸三日，盗取他人财物罪大恶极的，在市上执行死刑，也同样处理。
儒家讲“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不道、不义、开始于齐，盛行于隋，唐因之。佛家、道家所讲“十恶”完全相同，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悭贪、嗔恚、邪见。古人强调这“十恶”不赦。盗墓之恶不知高过上述多多少倍。
既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冒比十恶更大的罪恶，去发冢盗墓？从下面一串数据中，就知道答案了。
序（2）
我们知道，西汉时，国库多储备黄金。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统计，单《汉书》所载，黄金重达90万斤，约合今天276335公斤。到王莽时，还有70万斤。彭在书中还列诸帝赐金的数字：高祖42550斤，惠帝68斤，高后110009斤，文帝12000斤，景帝1102斤，武帝806940斤，昭帝2420斤，宣帝680斤，元帝540斤，成帝3660斤，哀帝680斤，平帝200斤，合计为899530斤。当时，罗马帝国有黄金179000公斤。
从西汉到东汉，这些黄金都到哪里去了？
有学者推测，佛教传入中土，黄金部分被用到造佛像上面去了。但现在我们怀疑，不少都让帝王王随葬到地下了，说不准今后还会有部分出土。如此丰厚的宝货埋在陵墓里，不被盗墓者盯上，大概就是怪事了。
这个推测，可以从考古和文献中找到证据。《晋书·索綝传》（卷六十）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三分之一国家财政，都让帝王随葬到地下了，惊人！
历代都有帝王倡导“薄葬”，如汉文帝刘恒，《史记·文帝本纪》载：“上常衣綈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但后来的盗墓事件证明，汉文帝所谓的“薄葬”，是假的。《资治通鉴·晋纪》（卷八十九）记，愍帝司马邺（270…317）建兴5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馀以实内府。”
当然，盗墓者盗墓的动机多种多样，贪财仅是其中之一。如伍子胥、武则天那般行报仇雪恨、政治打击的，也不鲜见。至于，如广川王刘去、始兴王陈叔陵之流的变态盗墓、兴趣盗墓，古往今来，都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盗墓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曾去过埃及，同行介绍，那里的盗墓活动同样很猖獗。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现在尚没有遭受盗墓发的古墓，包括帝陵，都是“万劫余生”，90％ 的墓下葬后在100年内，会被盗发。河南省洛阳市北北邙山一带，曾古人眼里上等风水宝地，是古代著名墓葬区，但在那里过去同样看到了令人痛心的频发的盗墓现象。《中国人盗墓史》出版的意思，不在于好看、猎奇，而在对自古有之，仍在继续的盗墓现象的揭露、曝光。
倪方六君是一位资深记者，同时又在研究历史和考古。数年前，他曾为我们①抢救、恢复南京大行宫“台城”遗址而努力奔走、报道。今天为他新著作文，投桃报李，算是我的微小之力了。
2009年7月31日
于南京仙林之咏梅山庄
梁白泉，1928年生，重庆市合川市人，研究馆员。1951年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地理系、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南京博物院工作至今，历任副院长、院长。1992年获国务院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离休。为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注：①这里的“我们”，指东南大学教授、古建筑史研究专家潘谷西、南京大学考古系专业教授蒋赞初和梁先生本人。三老先生均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委员会资深委员，有江苏文物保护“三驾马车”之称。2003年，南京图书新馆工程工地下发现六朝时期宫城遗址，有关方面考虑工程建设进度，决定不予保留。潘、蒋、梁三先生闻讯后，上下奔走、呼吁，并找到作者，希望新闻界予以关注。作者冒雨前去工地采访时，还弄出了一场风波，遭相关人员阻止，摄影记者的相机被夺，经梅园派出所调解方罢。后江南时报以《南图新馆地下“藏”着什么》为题、北京青年报以《南京工地私埋考古发现》为题，，同步作了整版报道，引起高层官方的高度重视，此即所谓的“南图新馆私埋六朝宫城遗址事件”。后南图新馆地下部分建筑结构重新作了设计，改加夹层，保留了这一珍贵遗址。现在读者在南图新馆可以看到，这一历史遗址。
自序 写在前面的话
想起写作《中国人盗墓史》，是因为上海电视台。
早在两年前，该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即希望我去侃侃盗墓。但我因为做手术时面神经受伤过，一直不太想出镜，之后，又拒绝了包括CCTV在内的一些栏目的邀请。碍于面子，期间还是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东卫视、湖南卫视等几家电视台“献丑”了。可能随着“献丑”次数增多，心理渐渐没了多少负担，最终同意作客“文化中国”。
盗墓，可以侃的故事很多，但从哪方面侃确有讲究。2009年3月，在纪实频道的小会议室内，与《文化中国》制片人王文煜先生、主持人今波先生、编导吴琼小姐等一起商讨后，决定从最容易的“盗墓者”侃起。我觉得，以“人物”为主线比较好入手，当即表示，半个月后拿出讲稿。
但真正动笔，才知道不那么容易。自然，半个月也不可能拿出稿子，一直拖到六月底才成稿，此即现在读者看到的《中国人盗墓史》。
不那么容易在哪？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明是一个可以讲得清楚，记得准确的历史事件，史家非要七拐八绕，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弄得一头雾水，后人只能去猜释，此即中国古代史家玩得最熟练的——所谓“春秋笔法”，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古代第一文化名人、大圣人孔仲尼。
“春秋笔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笔法？《春秋公羊传·闵公》说得相当精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是什么意思，《广雅·释诂三》称，“讳，避也”，意思就是回避忌讳，常见的如皇帝的名字，别人是不能用的，也不能同字同音，这就是“讳”。
盗墓是不光彩的行为，盗墓史在正统的学者看来是一种“秽史”，是不予研究的。所以，盗墓行为往往被史家“讳”掉，特别是帝、王、将、相、臣、儒……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盗墓行为，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完整的记述。
如，东吴大帝孙权，即便是三国迷，也多不知道孙权还是一个“盗墓贼”。在陈寿的《三国志》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只言片语也无。他盗南越王墓，仅见于晋人王范的《交广春秋》。《交广春秋》已佚，后人从《广东新语》等旧籍转引中，才了解到孙权盗墓真相。
再如，曹操盗墓。曹操是中国盗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一位盗墓名人、狂人，中国最早的专职盗墓者——“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就是曹操发明的。但在《三国志》上，同样不见记载。
《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皇帝看了都不甚明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下令，要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作补注。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六）中补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事迹时，引了东晋史学家孙盛编撰的《魏氏春秋》里文字——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因为这段补注，曹操盗墓一事，才被揭开老底，为后世知晓。
即便正史上有记载，也多惜墨如金”。石勒、石季龙（石虎）这对叔侄皇帝，都是盗墓狂人，他们在当皇帝前后，曾将中原一带包括帝王陵在内的许多坟墓都盗毁了。史书上对他们的盗墓行为，记述算是较为详细的——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但就是这段文字，里面也埋下了很多谜团。如石季龙在盗掘秦陵时，是如何盗的，取出的铜柱到底是何物，均无说明，以致于现在好多学者认为，《晋书》所记石季龙盗秦陵的文字不准确。如果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这些唐代大学者，在监修《晋书》时能多着墨几分，恐怕就不可能有现代学者的争议了。
我写《中国人盗墓史》，便是想将被中国古代史家有意无意“春秋”了的所谓“秽史”找出，初步形成一个“中国人盗墓史纲”，以弥补一下历史的缺憾。
或许有读者看过本书后会说，《中国人盗墓史》好像是“中国盗墓者列传”。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一本“盗墓者群体传记”。为什么这样写，其中有一个插曲。作客山东卫视《不亦乐乎》节目时，主持人大兵问我，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盗墓者？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成为盗墓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致黎民百姓，只要有机会和条件时。《中国人盗墓史》实际就是在回答大兵的提问，我找出了21位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古代盗墓高手、毁坟强者、发冢狂人，让读者看到盗墓的“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