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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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中举的一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满族人气质的变化。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又马上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经成为了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了。他们在汉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旗人们喝茶、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浇花、斗促织、生儿子、睡大觉……
《剑桥中国晚清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中这些在“旗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族人打起仗来怎么样变得比汉人还要不着调。书中说，在战争中，皇帝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
“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1842年3 月10日凌晨3 至5 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这些的进攻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在鸦片战争中，从武勇到优雅的转变导致满族人终于蒙受耻辱。这种耻辱不是由于战斗的失败，而是由于精神的失败。
十
天道无亲，每一份额外的所得最后都得以某种方式加倍偿还。一个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民族失掉政权当然是理所当然的。辛亥革命后，旗人按月领取钱粮的制度取消了，这些过去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身无长技，生活无着，多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阶层。可是，他们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改变。于是，在漫长的悠闲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欲望、习惯和品味现在就成了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现状变得更难以忍受的伤口。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混着日子，靠回味过去在饭馆里享受过的美味来度过饥寒交迫的日子。梁实秋在谈到馋时，举了一个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温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温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温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
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
光荣的历史与耻辱的现状的强烈对比让人不能不心生感慨。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描写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呢？
责编 洪清波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四） 长 江
长 江：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J
1842年8月29日，一个半世纪前，一艘英国舰船，船的名字叫“康沃利斯”号，在中国江宁的江面上，强迫大清政府和大不列颠签下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占领了香港，得到赔款2100万两白银。
1997年7月1日，十年前，同样是一艘英国舰船，船的名字叫“不列颠尼亚”号，在中国南海的海面上，载着英国王储、末代港督彭定康及其家人，于零点47分驶出了维多利亚港，离开香港，结束了英国人对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自此，香港社会单纯了，不过“单纯”了以后，由谁来当家做主？
这个问题的提出，如果在学术平台上肯定多此一举，答案当然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对香港拥有着主权的国家。然而，香港如期回归，凭借的是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宏伟设想，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依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中国人起码给自己出了一个现实或者说操作领域的难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八个字写进《基本法》很容易，但是落实到“治”上，怎么治？什么力量能够构成对这个社会的控制与制衡，更重要的，如何保持香港这个有着复杂历史背景和特殊价值观念的社会今天的平稳与平静，明天的发展与不断繁荣？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万；2006年，700万。
这个时候，谁做中国的国家主席，谁都不能不为香港多操一份心，谁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位置上坐着，谁这个“特首”的日子注定都不会太好过
巴士司机要“罢工”？
2006年6月18日，香港很多公司员工下班，大家都比平时多了一句相互的叮咛：“记着，明天早上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我先生傍晚回家，我正在做饭，他放下提包也冲着厨房对我大喊：“哎，听到了没有？明天有采访吗？要是有，记着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路上车少，就是有，没准儿也会开得像蜗牛！”
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嘴上虽然答应着“听到了”，心里却在怀疑这次是不是又是“狼来了”。罢工，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前一段日子，香港巴士司机抱怨工资太低，这种抗议也不是忽悠了一天两天，但是吵着吵着，怎么还真的就能动起“真格的”？真的要闹得全城交通大瘫痪？
然而事情由不得我不信，第二天上午10点到12点，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属下的四个巴士分会，6000多名巴士司机果然开始了他们的罢工，这种“罢工”用组织者的话来说不叫“罢工”，而是“按章工作”。“按章工作”什么意思？就是名副其实的“消极怠工”：所有公车并不停驶，只是故意缓行，采取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溜边儿”（全程靠左行）；第二，“入站先至上、落车”（真正到了站台才开始让乘客上、下车）；第三，“不爬头”（不超车）。由于方案在头一天就被香港“家喻户晓”，市民用了一夜的时间来消化，已经能够理解巴士司机的“按章工作”并不是诚心要和市民过不去，抗议中人家并没有忘了“仁义”，“慢驶缓行”为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没车坐。当然，如果这种温和的“斗争”形式换不来资方的加薪方案，巴士工会则另有预案，以后的行动就要升级，最后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做到“全日大罢驶”。
6月19日，香港公共汽车在条条大马路上慢吞吞地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龙，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我无从判断。工会提出：２００６年香港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可是巴士司机的收入却没有得到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正在下降；巴士公司也似有苦衷，声称：尽管2006年香港经济形势的确出现了“市面好景”，但是油价高升、隧道加费，这些都导致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不降反升，给司机加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劳资双方针尖对麦芒儿，谁也不让谁，罢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马拉松谈判。
不过，一场看上去已经剑拔弩张的劳资大战，折腾了不到一天，突然偃旗息鼓，峰回路转。一触即发的巴士工潮，在政府的介入以及社会多方的斡旋下，不足十小时就迅速得到解决四个巴士工会就加薪问题与资方达成了协议，近两万名员工最终都分别获得了加薪1。4％和1。8％的胜利，这点百分比虽然数目不大，但是资方毕竟已经开始低头，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妥协的态度。这样，双方在初步结果诞生之后就都表现出暂时的不再较劲，都表白不希望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更不愿意制造交通问题，让外界对香港产生动荡的感觉。
来到香港近三年，说老实话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社会真正的集体大“罢工”，因此，此番香港虎头蛇尾，让人有些“失望”。不过，为了让我一个人“大饱眼福”，如果用香港全城交通大瘫痪的结果来交换，我也百分之百地于心不忍，只是通过这件事我悄悄地看到了一种力量香港社会下层劳工的能量。接着一个问题慢慢地在脑海里浮现，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到底由谁来“当家做主”？政府？市民？如果真正“当家做主”的是政府，那么三年来我在香港看到的普通老百姓战胜政府行为的事例已可谓不少；但是如果是市民，那么香港的普罗大众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政府真的万事都会以市民的诉求为依归？香港的法律制衡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到底是怎样运作与体现的？
问题越往下延伸，滋味儿越浓，但结果也跟着越复杂、越分散……
“公屋婆婆玩残政府”？
2004年年底，那时候我刚到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常驻不久，听着社会到处都在议论“领汇事件”，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不过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构不成什么重大的新闻。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亚洲周刊》出来，我翻开一看，有篇文章题目异常刺眼《司法狙击与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说明：“公屋婆婆玩残政府”，老婆婆一边用牙签随意剔着牙，一边带着满脸的自负，刚刚打下了胜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马上回头询问身边正在场的其他记者：嗳，你们谁知道“领汇事件”？“公屋婆婆”有什么背景？怎么就能够“玩残”了政府？
没人回答，因为当时我身边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刚从内地来到香港，大家对“领汇事件”谁都摸不着头脑，就是读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不可思议于事件的实质。
这件事情的“实质”是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市民，一对一地成了对立的双方，一个普通市民怎么竟敢公开和政府叫板？这不是做梦或者吃错了什么药？
细看文章，接着立刻找到了我们大厦的物业管理员，人家是当地人，或许知道“领汇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听还真清楚了，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