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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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不要两年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２０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的确一说撤退，确实问题是严重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整个完成设计的，那确实感觉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大体的意思说，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北戴河听李富春同志汇报之后说，我们尖端的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苏联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１９６２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１９６０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１９６４年。康生听了，摇头说，１９６４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１９６２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他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１９６２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１９６０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愤图强吗，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作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个时候中央分了各个大区，说是东北成立一个东北局，让他做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１９５６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２楼４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是不是办公用房太紧张？不是的。这样做，主要考虑的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的，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这个事业。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个时候总理问我，说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同他谈话的。
刘杰说，后来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就讲到了，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我也提出来，责任很重，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苏联撤退以后，我们整个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当时确实是摸不着底的，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这种局势面前应该持什么态度。也就是说，这既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迟早的问题，迟早我们要靠自己。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过去由苏方为主然后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报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个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再一个问题就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个方面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技术过关的问题，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建设的，以及研制这些设备仪器材料，还差得很多，必须自力更生来过这些关。至于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当中，确实有许多问题和事故层出不穷，那个时候国防口也开过一次会议来检查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必须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尤其原子能事业里边这个安全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具有放射性，它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剧毒。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啊，比如说像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马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都有自己的专业，但是为了国家的任务，还是要他来。那个时候就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来了以后，说我们现在请你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报到。像这样的还有很多，同时展开大力协作。记得我和钱三强、张劲夫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有刘西尧同志还有范木汉同志，许多人参加，专门搞协作。另一个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搞一些装置，根据设计的大体框架搞一个小型的装置，从这个装置里边来测试，来找到数据。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干了。
宋任穷说，到９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刘杰说，我记得那时宋任穷同志要到东北去的时候，当时有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来给他送行，我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对我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没人扶也是一种解放
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的研究。
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１９６０年４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约五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１９６１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毓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５％左右。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以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１９５９年６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胡思得说，彭公他有一套办法很厉害，就是粗估的办法，当时给我们上课讲粗估的办法，就强调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