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女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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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奶奶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大两头地像件新家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条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修修收音机什么的。是我母亲纠正了他，一个年轻人不能这么计划他的未来，他应该有高一点的志向。我母亲这个人心地宽厚，对我父亲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做到既往不究，而刘贵祥一直觉得心中有愧，从此对我母亲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经过这么多年，事实已经证明他对我母亲的尊敬是真实的、由衷的。插队的那段日子是刘贵祥最绝望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一身泥巴地跑到我家里来哭诉，我母亲总是耐心地安慰、鼓励他，借书给他看，并且帮他跟校长说，让校长同意他把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去交差。后来我母亲又跟校长说，让他帮忙把刘贵祥弄到学校实验室来做临时工。这是关键的一步，刘贵祥终于有了时间和条件去补习功课，重新树立过一种有知识生活的信心。再后来还是我母亲跟校长说，让他出面四处找关系，最终让刘贵祥得到了去南京上学的机会。我母亲对校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校长就是我父亲。应该说刘贵祥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学着我父母叫他小刘，他有了儿子之后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刘，只是到了近几年刘贵祥老得厉害，甚至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老，我才改口。但是一改口就麻烦了，我真不知道叫他什么合适，于脆什么也不叫了。我小的时候有望呆的毛病，一望上就不知道回家，有路我就顺着走下去，没完没了。有好多次都是小刘把我找回去的。小刘喜欢带我玩，和他在一起，我妈就比较放心，但是我不喜欢跟小刘玩，印像中他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会双手倒立，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拿大鼎，他必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棵树才能勉强立起来，动静特别大，但是经常不成功，为此还摔伤过脖子。每次我不高兴时他就双手倒立来取悦我，我估计在我成长过程中，刘贵祥为我做过一千五到两千次这样的双手倒立。在我上学以后，母亲有意把小刘树立成好学、听话的榜样，让我向他学习，但是遗憾得很，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向榜样学习的人。后来父母决定让我报考南京的大学，也是我高三那年寒假由刘贵样最终促成的（他每年都要带上礼物从南京回来看望我父母），他向我母亲担保，他可以照顾好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日子越过越好，我母亲偏头疼发作的主要病因慢慢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但是当她想到我的榜样正和我呆在一起时，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据我所知，我的榜样刘贵祥三十岁以前的情感生活并不单调，有一个恋人和两个性伴侣。那个恋人姓吴，叫吴线电。那两个性伴侣和他的关系都十分和谐，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拖到三十岁他才迫于各方压力经人介绍认识了偏黑、偏矮、偏胖的林志敏。但是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带着林志敏坐上长途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家里，请我母亲帮他决断。我母亲烧了一大桌子菜款待他们。刘贵样小心地钻到厨房里追问我母亲到底觉得林志敏怎么样，我母亲不想负这个责任，只好随口说，挺好，挺好。谁知刘贵祥脸一沉说，不对，老师肯定觉得不好。我母亲说，没有啊，你怎么这样想呢？刘贵祥非常认真地说，我听出来了，老师如果真想说好，不是这种语气。我母亲被他逗乐了，换了一种语气，提高音量对他又说了一遍，挺好，挺好！这么说总相信了吧？于是刘贵祥和林志敏回南京不久就登记结婚了。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饭桌的一角我留心听着大人的谈话，眼睛则盯着林志敏看，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鼻孔里长着那么多黑毛的女性，像黑色的火焰喷薄而出，照亮了她脸的下半部。我心想小刘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这样一个女人的。小刘我知道在土壤研究院工作，而我又听说林志敏在水利研究所上班，于是我马上联想到刚刚学会的一个生词“水土流失”，并且脱口而出，饭桌上的大人都被我说愣了。小刘问我什么意思，我便自作聪明地解释了一下。我母亲认为这个词不吉利，让我闭嘴。这一个细节我自己不记得了，是刘贵祥后来回忆起来的。离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向自己证明他离婚是必然的，好象他准备和林志敏再离一次似的。经刘贵祥再三提醒，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说过那样一句非凡的谶语，不过我被迫有些后悔了，真愿意当时自己说的是“水土保持”，兴许他们会有一个好结果。
林志敏离婚不久就再婚了，嫁给了工人医院一个秃顶的主任医生。他们的关系是从林志敏左乳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肿块开始的。主任医生非常耐心地帮她把肿块一点一点地揉掉了。刘贵祥曾经把这位主任医生当作他们家的恩人来对待。在他儿子住院治疗期间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没少关照。林志敏介绍说，那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刘贵祥为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亲戚而感到庆幸。后来他妹妹刘贵香断了腿来省城接骨时又麻烦了这个亲戚，虽然送了礼，但是刘贵祥还是觉得心中有没能表达完的谢意。只是那次手术很不成功，骨头给接歪了，刘贵香至今走起直线来都会不经意地走出一个圆弧。那条膝盖外翻的腿把刘贵祥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固定了下来，也把他对林志敏的仇恨固定了下来。离婚之后他从不让林志敏探视她的儿子，也不允许刘刚和他母亲以及他母亲家的人接触，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个人对林志敏并无多大的恶感，读书那几年我没少吃过她做的饭菜，她还帮我多次洗过被单什么的，但由于和小刘的特殊关系，我还是决定仇恨她。前几年我在新街口邮局门口碰到她一次。是她先看到我的，她把我叫住，和我语速很快地说了好多。主要还是谈刘刚的事，抱怨刘贵祥是多么不近情理，最后她让我带话给刘贵祥，如果再不允许她见儿子的话，她就要告到法院去了。她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多了一些，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大幅度减肥造成的，和以前相比，林志敏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然有了身材，忽然有了眼神，更关键的是整个人有了光彩，那是一种由里到外的成熟女人的光彩。如果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肯定更愿意看到林志敏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会面让我想了很多。我不得不承认对林志敏而言和小刘一起生活是个明摆着的错误，就像那个肿块一样。依我看，乳房里生了肿块的女人都应该离婚。从那时开始我决定不再仇恨她了。
我和刘贵祥这么多年只闹过一次不愉快，但是比较严重。那是在一九八八年，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分配问题。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尽可能地离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远一点（为了治疗她的偏头痛，我必须像希望的那样按时吞下一定剂量的安定）。报考大学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不想再失去毕业分配这个机会。当时高校正好刚刚试行双向选择，这无疑增强了我把握自己的能力，我为此感到踌躇满志。在人才交易会场上我以快三的节奏转了一大圈。招收我们这个专业的单位很少，而在这些单位中最远的就是海南省新成立的海口火电公司，这成了我当然的选择。我刚把表格递上去，海口火电公司的代表就当场拍板录用了我。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就等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去海南岛报到了。什么是天涯海角？
就是海南岛呀！三百公里以外的母亲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凭直觉已经感受到了我的冲动。刘贵祥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不懈地对我察颜观色。尽管我守口如瓶，小刘还是从系办公室准确地刺探到了军情，并且和我父母一起软硬兼施，最终成功地让我留在了南京，留在了交织着我母亲脆弱的脑神经的地方。那一年是刘贵祥的多事之秋，他个人的事已经让他身心交瘁、疲于奔命，但是只要我这边需要，他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对我母亲来说，刘贵样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现在想起来真难为他了，但是当时他那么做只能使我对他的积蓄已久的厌恶陡然上升到了顶点。在南京最热的时节我毕业了，刘贵祥带来了纸盒和包装绳帮我捆扎行李。
我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短袖上还别着孝（他父亲，胆道癌，扩散）。他满头大汗地忙活着，湿透的汗衫紧绷在因承受过大的精神压力而发酵般地发福的身体上，背部还粘上了不少浮灰。而我从侧面看着他那个堆积着层层叠叠、颤颤巍巍的肥膘的脖子，想着我那再一次破灭的远游梦，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邪火，我淬然对他破口大骂起来。什么样的话我都骂出口了，我想其中最让小刘受不了的是，我骂他从来就是一个奸细、密探，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刘贵祥直起腰，嘴张得老大地看着我，脸色煞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的眼角噙满了泪水，不住地冲我摇头。
我意识到我过火了，但是当时还有我的同学在场，所以我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
最后刘贵祥放下了手中的包装绳，拍了拍手上的灰，低头哽咽着说了一句，还剩下一只纸箱，你自己扎吧。说完，他迟缓地转过身去，走了。
接下来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在这期间我给他写过两封还是三封长信，希望他能原谅我，而刘贵样只给我回过一封短函。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生我的气，当初他向我父母保证照顾好我，他尽力去做了，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他也算交差了，省得弄得别人不痛快（“我清楚，人生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最后他说他很忙，祝我工作进步。我感觉到他并没有约我再见面的意思。有几次我想主动上门去找他，但是想到这种场面一定很别扭，也就作罢了。虽然我们同在南京，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江北，所以平常也不会有碰到的机会。再一次见面还是在我父母家里，是春节。他是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的，我母亲问到林志敏怎么没来，刘贵祥支支吾吾地说她忙，没时间，其实那时他们已分居很久了。我看到他头上多了不少白发，但是人好像瘦了一些，特别是和刘刚站在一起时。八岁的刘刚这时已成了一肥胖、苍白的怪物，因为治病期间服用了大量的强力松。从孩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刘刚不说话，不叫人，目光躲闪，自始至终不肯吃一点东西。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小刘甚至没有留下来吃饭，谈话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刘刚这个不幸的孩子。刘贵祥几次用大拇指在刘刚胖嘟嘟的脸上按出一个坑，然后看着这个坑一点点地弹起，他是想让我母亲放心，刘刚并不完全是浮肿。而我母亲最关心的是这个孩子的智力状况有没有受到影响，谈到这里时，小刘刚忽然一个人跑出门去，拼命地在院子里狂追我们家的猫，猫被吓得一路喷着屎尿。这次见面以后，我和刘贵祥在南京又见了几次，是我去找他，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像以前一样。他也在努力，只要我们在一起那种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每当我和他面对面说话时，他脸上经常会流露出一种以前没有的过于谦恭、过于卑微的神态，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意识到有些伤害是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