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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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一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一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一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一点不矛盾，本来应该是一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
5 墙内开花墙外香
何开荫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设想，在颍上和涡阳两个县委扩大会上遭挫之后，并未就此罢休，回到省城合肥后，他一直寻找着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时间，濒临长江的著名的中国铜都铜陵市，市长汪洋在全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找差距自揭家丑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那场大讨论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何开荫突发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给汪洋看看？他这么想，马上也就付诸了行动，给锐意改革的年轻市长写了一封信，同时把有关材料一并附上。
汪洋看了何开荫的信和材料，觉得很不错，就把它批给了铜陵县，要求县里研究一下实施的可行性。当时铜陵县委书记陈松林虽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但听说了这件事，当即就明确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唐世定，热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长的批示后，马上给何开荫写信，邀请他亲赴铜陵。
何开荫于是满怀喜悦地匆匆南下。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封信这么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铜陵县的几大班子的会议上，当他把税费统筹的详细设想作了介绍之后，会上出现的情景，便和在颍上和涡阳见到的一样，支持者理直气壮，反对者也言之凿凿情绪激昂，各不相让。
这使得主持会议的唐世定县长十分为难。
唐世定最后为何开荫送行时，一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铜陵县进行农村税费统筹的试验的，但税费的改革事关重大，没有省领导的明确支持，下面的各种意见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再说政府换届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态度，也好保持试点的连续性。
何开荫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给他的来函，几乎是同时，还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邢录珍写来的一封信。分别告知，他的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认为他“所提的思路和办法，不单适合河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读着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信息，何开荫万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时，却也深感悲哀与无奈。
“莫非这事也验证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古训？”
他念念不忘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余国耀的期待：农业大包干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率先搞起来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虽然他的设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后在淮北和江南的三个县碰了壁，但是他还是再次提笔给自己供职的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恳切地希望“省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以利统一认识”。
不久，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者香、主管农业副省长汪涉云和常务副省长邵明，就先后在何开荫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别是邵明的批示，何开荫见到后非常感动：“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因为邵明的态度如此坚决，何开荫于是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可是，一天天过去，直到这年年底，他的报告如泥牛人海，这事再也没有音信。眼看一年又过去了，送走元旦，春节就又临近了，望着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忙着添置年货，何开荫却打心里感到一种倦乏和惆怅，丝毫没有一点儿过年的心情。
他是个做事过于顶真的人，自从拿出农业深化改革的一些设想，到现在，已经五个年头了，可他的那些设想还只能是设想，依然只是在纸上谈兵。他多么渴望能有个试点，好让自己梦想成真啊！
听着街上的孩子们不时点燃的喜庆的鞭炮声，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采纳也好啊！”
何开荫终于对在安徽能办成这桩事失去了耐心，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尽管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丧。
他想，既然河北省会是那样的重视并准备动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省区都会对他的这些改革措施感兴趣。
他一下就想到了邻省省长李长春。
这首先因为河南省和安徽省一样都是农业大省，农业大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都是农民的负担。当然，他所以会想到李长春，还因为李长春的名字，对他，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了。李长春在当沈阳市长、辽宁省长期间，敢闯敢冒敢动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为世人所知晓；沈阳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率先宣布破产，就是他大含细入最精彩的一笔。
何开荫像给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赖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一样，他给李长春写了一封信。他把自己农村改革设想的来龙去脉；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国务院研究室为此专门编发了一期《决策参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并引起李鹏总理的重视等等情况，都作了说明。同时，他还随信附了最近写出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发出之后，何开荫并没抱多大希望。他知道，一省之长，日理万机，需要操心的事太多，况且，自己与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长会不会见到信都是未知数。只是作了这一番倾诉之后，何开荫倒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信一寄出，他顿时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
李长春对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视，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很快还给他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开荫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刚刚发出，李长春已不是省长，而是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了。来函写道：
“你给李长春书记的来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长春书记、李成玉副省长分别作了批示，责成我们研究你的意见并与你联系。我们认为，你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一文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希望今后继续把你研究的新成果、新见解寄给我们，以便相互交流、探讨。”
随函，他们还寄来了李长春、李成玉批示的复印件。从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决定“农业税实行征实”，并确定先在商丘地区试点。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邮来的来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长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开荫表示衷心谢意的来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何开荫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与此相比，让何开荫备感失望的是，在这以后长达一年之久的漫长的时间里，他给安徽省政府的报告，却再也没有等到什么消息。
当然，这期间，安徽也有让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传来。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作出的一项决定，将农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权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允许有偿转让、作价抵押，或是作为股份参加集体经营。
解决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这是何开荫五年前就极力呼吁过的。新的决定一传达，阜阳地委和行署，就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率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在全地区范围内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为单位，按现有农村实际人口，本着“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热火朝天地进行了新一轮的耕地承包分配，实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也可以由农民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人股。这样一改，就使得转让土地的农户得以安心外出务工经商，也有利于种田的能手从中扩大经营规模，于是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便纷纷租赁土地从事起专业生产。此举不但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更大大促进了中国今后农村的分工分业。
尽管这同何开荫上书中央的《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的设想还不完全一样，土地的商品属性只有部分恢复，土地资源要素的流传也只是适度进行，但何开荫却已大为振奋，因为放活土地的使用权已不再是天方夜谭。
他确信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困扰着九亿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问题获得了初步解决以后，农村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税费制度的改革了。”他想，“这事虽然急不得，可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呀！”
第七章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实早在一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一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风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一文很坦诚地回了一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