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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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　多篇，编为6　册，1961　至196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　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100　条。《梦燕亭杂记》2　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6　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　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　卷，又《四笔》11　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1943　年集印成书，1983　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彛�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　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1918　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1。35万余条，92　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　卷，柴萼编，1925　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1898　条，分1183　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12　卷，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　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149　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人物史料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1800—1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1798—1878）的《镜湖自撰年谱》（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1769—1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60　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辏г说亩�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1—2　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1935　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　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　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198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1764—1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辏�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1911），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191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　卷，不署编纂人，1928　年中华书局出版。1987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1）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160　卷，又卷首、卷末各2　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　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6　卷，卷首1　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1099　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①。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①。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1932　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60　卷，又卷首、卷末各1　卷。共收834　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　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　卷，卷首1　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1978　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①　《碑传集》卷首，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①　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6　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191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100　多人先后参加编写，1920　年写出初稿，至1926　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①，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1927—1928　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1981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1977　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00　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