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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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　种译著（一说235　种），清光绪末年（1900—1903　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①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上①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1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①　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275—30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　年。1898　年3　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　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1902　年1　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1910　年5　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1912　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　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　所，在校学生6028　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1913　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①，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①　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1987（4），第22—27　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业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①。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②。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　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00　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①。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04　页。②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　年第2　期。①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　年第2　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③。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④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⑤。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　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①。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　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②。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②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494　页。
　　④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