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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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①。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发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 年7 月16 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1500 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00 多人死难。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①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 册，第548—549 页。第二节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䜣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超“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①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超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 年8 月1 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 月15 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军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超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速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16 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0 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00 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0 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25 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陆，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①。十月初九日（11 月6 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18 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 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 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 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 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 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1 月20 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 年1 月30 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 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 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 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发动反攻。但湘军同样腐败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腐败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 页。
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腐败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①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① 《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 册，第509—510 页。
第三节《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䜣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䜣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䜣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W。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①；赔款20000 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高潮。许多报纸竞相发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 省的1300 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②，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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