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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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发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 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 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 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 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 P。D ’Aiguebell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 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0 年中共造兵船19 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 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0 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䜣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陆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1月），奕䜣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 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国军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 年5 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 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 艘，其中9 艘为船政局自造，2 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国军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 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䜣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 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 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 万两，其中12。3 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 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 艘。次年，又以220 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 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 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 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 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 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䜣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 个大厂，另有4 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 人，工人约3000 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 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 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