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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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　种，报纸仅10　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　多种，报纸增加到65　种以上①。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0　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①　孙中山：《〈民报*289　页。
　　②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　页。
　　①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　页。
　　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　种妇女报刊①，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高潮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　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13　家，在广州出版15　家，在湖北出版10　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4　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　月15　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　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1909　年10　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1910　年10　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191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　年1　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1911　年7　月17、26　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1　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
　　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6　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　年6　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①。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①　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年版，第477—479　页。①　《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4—125　页。
　　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②，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③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　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　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
　　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　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　余家①。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　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　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　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　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②　《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　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　页。
　　①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　页。
　　②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　页。
　　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　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　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　年4　月到1916　年6　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　家，被传讯的49　家，被捣毁的9　家，有24　位报人被杀害，60　余位报人被捕①。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　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　年9　月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　年10　月14　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①。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　页。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年版，第31　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②。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　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六合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