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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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1000 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 1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 年12月25 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17 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 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 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 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1885—1911），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1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