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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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虚弱。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仍然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无论中国传统如何古老近乎腐朽，
人们都无法判断其优劣。百姓士子当然不免祖祖辈辈跪伏于地下，恭颂“吾皇圣明”。但国
门打开之后，由于不同参照的出现，国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目光，用新目光看传统，古老文
明顿时失掉光彩。
　　开始只是感到船炮技术不如人，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是发现体制的弊端，
于是有了维新和革命；最后发现伦理秩序、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与专制政体血肉相连，却
与现代文明南辕北辙，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由经济变革到政治变革，由政治变革再到文化
的全方位变革，中国开始了与世界文化主流全面接轨的尝试。
　　这种尝试最集中地表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运动中，人们看到了新文化阵营对
中国传统的猛烈批判。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陈独秀、胡适与鲁迅。陈独秀在创刊《新青年》
时就对传统发起了进攻，认定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
盖十之八九。
　　　　　”胡适考察国人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得出结论：
　　　　　　　　　　　　　　　　　　　　　　　　　　　“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
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判定中国传统的“吃人”本
质。在《灯下漫笔》中，他更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
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而所谓几千年的文明史，在
他看来也不过只有两样时代：一、
　　　　　　　　　　　　“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　　　　　　　　　”
批判的同时必有建设，建设的道路就是与世界接轨，而当时所谓世界当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代
表。所以，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胡适改用充分世界化，其实内容相差无几。充分世界化，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球化。
　　然而，告别千年传统而走向新文明，人们的认识不会轻易一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
伴随着激烈论战，后来，文化冲突也从未中断。有人认为传统文明不容否定，因而努力维护
传统；也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没落，正等待着中国文化的拯救，因而努力弘扬传统；更有
人认为应该接纳西方文明，但必须同时保持传统。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等都是上世纪初
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梁漱溟，他与熊十力、冯友兰等一起被称做新儒家。在　1930　年代，王
新命等　10　教授发表宣言，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到五六十年代，大陆没有讨论空间，台湾
学者却又掀起了一轮讨论，其代表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1970　年代后，
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海外又出现了杜维明等为代表的“儒学第三期复兴”。他们
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努力弘扬传统，或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或致力于“创
造性转化”。
　　矛盾众多，冲突在各个层面展开，但冲突的焦点非常明显：世界化还是本土化。
　　在一百多年的冲突中，当权者无论表面如何装扮，事实上都在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认同新
文化。或者说，都不愿在根本上变革。从袁世凯开始，就以“特别国情”为由拒绝自由、民
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他们可以弃长袍改西装，弃轿子改乘汽车，却拒绝放弃专制而改行民
主，拒绝放弃主子之权而保障公民权利。他们的语言和思路都非常相似，一是强调西方价值
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强调中国文化应有中国特色。
　　面对上述冲突，我想，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发点和价值立场。鲁迅等人是以人的生存
和发展为终极价值尺度。在这一价值尺度的衡量下，古老传统便显得野蛮和残暴。因此，有
人苛责他们“激进”，全盘反传统，不尊重国情，制造文化断裂，都不算太冤枉他们。但问
题在于，如果认定了正是传统使中国人活得不像人，认定了所谓“国情”就是以剥夺人权和
扼杀人性为天经地义，面对这样的传统和“国情”，到底又该怎么办？
　　冲突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作为后人的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放弃思考。
　　　　　　　　　　　　　　　　　　　　　　　　　　　　　　　　　　　　　　　　　　　　　　　　　李新宇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本文选
　　　　　　　　　　　　　　　　　　　　　　　　　自胡明编《胡适精品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1998。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
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
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
　　　　　　　　　　　　　　　　　　　　　　　　　　　　　　　“我父亲的话是不错
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
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
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
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
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
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
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
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　wholesale
　　　　　　　　　　　　　　　　　　　　　　　　；一个是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
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
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
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
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
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
“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
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
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
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
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
　　　　　　　　　　　　　　　　　　　　　　　。
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
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
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
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
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
子”；如我们“能吃番菜”
　　　　　　　　　　　，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
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
　　　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
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
们。依我看来，
　　　　　　“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
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
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
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
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
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
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
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
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
　　　　　　　　　　　　　　　　“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会是“全盘”
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　年　6　月　21　日




　　　　　　　　　　　　　　　　　　　　灯下漫笔


　　　　　　　　　　　　　　　　　　　　　鲁迅
　　　　　　　　　　　　　　　　　　　　　（1881…1936），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鲁迅
　　　　　　　　　　　　　　　　　　　　　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
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
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
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
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
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
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
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
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
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
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
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
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
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
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
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