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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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了。
　　愚生也晚，“中国学者卖藏书”这一如今看来近乎匪夷所思的荒诞剧，我只亲睹了其中
两次“高潮”的末一个，那就是一些晚辈后生们居然对之有了“距离美”的所谓“十年浩劫”。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早已标明：
　　　　　　　　　　　　　　　　　　“实践证明，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
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即使如所谓“文化”吧，思想上造成混乱迄今“后遗症”难去，
其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的破坏和摧残更是为后人所亲尝，历史文化遗产蒙受之巨大毁灭
性破坏为历史上兵燹所难及，等等，可惜，我们今天仍匮乏一张对此详尽而得的清单，例如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之类的著作今尚阙如。如“典籍”，善本也好，稿本也好，作为
“文本”，其劫难，历史上添一“文革”之肆虐；不过，那却是在“革命”的神圣光环下，
在“革命”的名义和招牌下于的勾当：也是后来人们才明白：犁庭扫穴般的大革命风暴早已
埋下矫枉必过正的权力话语和公众情结。夹带世纪初的雷霆，激进的话语何其多哉，虽说其
中不乏真知灼见，却在历史行进途中变形放大，也就前后圆凿方枘，翻变为历史上常见的正
剧始而喜剧终矣。推溯源头，后来为仁人君子们疾首万状的，若鲁迅翁对中国书的“不看”、
吴稚晖更上一层楼的所谓掷之“茅厕”、钱玄同乃亟言“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
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为什么？请听其言：“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
道教妖言”　而
　　　　　，　“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　影响所及，
　　　　　　　　　　　　　　　　　　　　　　　　　　　。　　　　　　青年毛泽东亦“主
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为快。一俟回黄转绿，反抗者的呐喊迁变为权力场的磁
核，即使是文坛泰斗郭沫若也不免绝非惺惺作态地称其所著书悉为“臭茅屎缸”，自哙以下
的众般白面书生只有引吭《臭老九歌》“专政全凭知识少，反动皆因文化有”了。这在前一
个“高潮”的　1957　年之后，尚有汪曾祺效力军台，不意间在乡下书店购得《癸巳类稿》《十
　　　　　　　　　　　　　　　　　　　　　　　　　　　　　　　　　　　　　　　　　　、
驾斋养新录》及《容斋随笔》的妙事（其大喜过望后心生疑惑：如何进得此书？如非我买岂非
它将人老珠黄？），然而十年后全无此桩消息矣。
　　假如有这样一部“书厄史”的记录，各种“文本”中，有处可寻的，若劫后余生的“书
贼”康生、江青之流劫掠王利器、傅惜华等学人藏书的无耻痕迹，或者竟有“大书”若今之
杭州岳庙重新修缮的说明告白，而无处可寻的，以人们遗忘历史的速度计，大概就百不数一
了。不过亡羊补牢，我们今日可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写这一部《书厄史》吧就是一桩。
　　思及彼时的书厄：一、出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和全社会对知识分子“臭老
九”的定位，知识载体的书籍其价值急剧下跌，乃至无价值可言，而写书的学人更是潦倒不
堪，几与书籍相同命运。也是彼时，似刘盼遂、许政扬诸学人与“文本”偕之而去的大概不
知凡几。所谓黄垆腹痛，若乎物失人在，恐怕忘不了诸如大破“四旧”“一号命令”下达后
　　　　　　　　　　　　　　　　　　　　　　　　　　　　　　　、
仓皇倾卖藏书时惨景：吆喝收破烂的板车那几日真是风光无限，不需劳驾已是家家罄其所有，
忍作别姬，目送手挥。学人卖书的不堪之情，纵南唐后主再世，怕也传达不尽那“别是一番
滋味”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二、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迫害，随之是生活待遇的贬值，
如住房面积大幅度降低，几家合住或者高楼迁矮屋等，人无居，书（知识、思想）何存？
　　随手翻几本书，就可以让人回味若许。这一、书的归宿，《卖尽藏书岂为贫》语及的沈
从文、张中行等之外，彼时不外几类，如《梁漱溟问答录》“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
　　　　　　　　　　　　　　　　　　　　　　　　　　：
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红卫兵说“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后来周总理说及回赠
外宾，人家有各种百科全书，我们只有《新华字典》）；另一个“梁”，是梁启超公子了，梁
思成的藏书，什么《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以及乃父的《饮冰室文集》等都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其夫人林徽因在笔记本上记有：“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
运　45　车次，计售人民币　35　元”（转引自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45　车　35　元，真是“惊
呼热中肠”。这算什么，太多的例子了。陈垣先生明智，遗嘱捐书　4　万册，俾得所归，而陈
校长所在北师大更有学人刘盼遂夫妇为书烈死的惨烈故事。不独刘先生，为书遭了罪的还有
黄药眠、钟敬文、启功、李长之、谭丕谟、陆宗达、穆木天、袁翰青等。惨烈之余，就有许
多近乎“黑色幽默”的成分。比如黄教授家藏一部《廿四史》，迨罡风起时，实行“大破四
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还有“旧”的物质载体——古籍，
　　，
黄教授的一部连木箱在内的《廿四史》原来是好友、明史专家丁易先生的转赠，此时顾不得
了，急如星火地奔忙处理，如果实给收废纸的当然再便当不过，可是也太可惜了，只好送人，
给助教邓魁英。邓不敢接受，一是怕连带保护“四旧”的罪名，再说谁家也不宽敞了，何况
邓先生已有一部“图书集成”版的《廿四史》了，也就拱手谢免了，不过建议黄先生可将书
连同木箱平排起来当床，让小孩子睡在上面，庶几可保平安。黄教授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将书搁在家中过道上，那意思仿佛是“鸡肋”——食之无味却弃之可惜的，后终被勒令搬家，
这才叫读书人的“挥泪对宫娥”。书堆放在一边，有个青年站在一边好奇地看，黄教授索性
问道：这书你懂不懂？青年人说倒是颇愿一读。黄教授自是大喜过望，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连说：拿去！拿去！未想世风日下这个小伙子却犹有士风，讷讷地说：没有
钱，怎么好意思白拿。黄教授急问：那你有多少钱？青年说只有　20　元，
　　　　　　　　　　　　　　　　　　　　　　　　　　　　　　　　　：黄教授不假思索：
足矣。楚弓楚得，也是书得所归。说书厄，再不妨看那不显山不显水的。二、中华书局《1949
—1981　年古籍整理编目》　合　32　年所出　1559　种，
　　　　　　　　　　　　　，　　　　　　　　　　　　　　　　　其中　1966　…1976　年，　78　种，
　　　　　　　　　　　　　　　　　　　　　　　　　　　　　　　　　　　　　　　　　　　　　　　仅　　　　　再其中　1966
年所出悉为　5　月之前；1967…1971　这四年，一书不具；1971　年后除《二十四史》标点本以及
法家人物著作、作为“政治教材”的《石头记》等外，今人研究，其作品只有　1971　年章士
钊《柳文指要》——书，而此书得以问世也尽在“红太阳”恩准以特例对待的（尼克松访华
以之馈赠，赠田中首相则是大字本《离骚》），这算不算“书厄”之一例？三、学人半成品的
书稿，如陈直先生等，手稿亦不得存，勒令上交，不忍，藏匿煤堆中，被发现，尽焚之，马
寅初亦自焚其所著《农书》。再如顾颉刚先生等，先前如何高产，后来“牛鬼”而已，于是
十年学术纪录，只有标点史籍的“伟业”了，但这已经很幸运了，而原来那些谨守治学之道，
以为“四十岁以前要博，以后要逐渐收缩，五十岁以后应该开花结果，写点东西了”（何兹
全）的一代学人在本该厚积薄发的学术巅峰期，与几代青年一样，蹉跎了岁月，一场浩劫，
不但没有开花结果，
　　　　　　　　“差点连根挖掉”
　　　　　　　　　　　　　　　。于是有人终于恍然，若王亚南华东医院弥留之际对家
人喃喃：“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哑子”不写书，
　　　　　　　　　　　　　　　　　　　　　　　　　　　　　”　　　　　　“骗子”
写假书，乃众人大多“失语”为哑，作“万马齐喑”状。若不甘，则有顾准式的“地下话语”；
再不甘，欲“地上”作文字魔障，遇罗克、张志新以及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之做噍类而
不可得矣。则寻例可得更有其人后来自忏之“依傍党内‘权威’的现成说法”度日，结果教
训却是“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云云。
　　“反右”和“文革”的书厄，有形如卖书、焚书以及“刘项元来不读书”的社会推崇，
无形则如《编目》的空缺和学人学术年谱的积年荒芜，以及学人的充聋作哑以及骗和被骗虚
假繁荣的“评法批儒”“评《水浒》”之类的出版业。若据以勾勒一部《中国书厄史》，大概
可以让人从中窥见国家、民族、学人几重的悲哀吧。
　　　　　　　　　　　　　　　　　　　托付


　　　　　　　　　　　　　　　　　　　刘烨园
　　　　　　　　　　　　　　　　　　　（1954…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精神收藏》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有删节。


　　三十年，仅仅是一瞬么？如果是一瞬，我怎么切肤着几千年何其相似的一切？
　　早已欲哭无泪。
　　三十年。异化的泪。
　　……
　　1968　年，
　　　　　　　　“初中”二年级。我读书的城市日夜枪炮骤响，火光不断。担惊受怕的母亲终
于在犹豫中，人性大于政治了，不再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学校、街道“骗”到几百里外的群山乡间，偷偷给了亲戚一
些钱，然后在我睡熟的深夜，又乘火车返回去照顾多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妹了。
　　我被“撇”在深山里。几次试图归去，终因火车很快在炮火中停开，到处是荷枪实弹的
关卡，天天有身份不明的人被无辜打死的“传闻”而被迫幸存下来。我不知道，这时邮路亦
早已不通了。四个月后战事结束，回到家里，我才“一次性”收到了一百多天在乡下向家里
“诉苦”的七八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大意）：

　　　　……他们有六个人，都带着枪，是那种汉阳造“老套简”，很旧，擦得精亮、其中
　　有一个是民兵队长，他有两杆枪，还有一支驳壳枪。村里的人都被通知到了场，大人孩
　　子都围在水塘边，那儿有很多芦苇，前面的已经被民兵拖着“犯人”弄得东倒西歪了。
　　我不是村里人，没人通知我，当我听到什么声音赶到时，
　　　　　　　　　　　　　　　　　　　　　　　　　　“审判”已经完了（是我自己觉
　　得像是经过了什么仪式似的）。那两个人五花大绑的，都很年轻，大约有二三十岁，穿
　　着和材里人同样的土布衣服，黑色的，跪在水里，面对芦苇，背对人群，不许回头。这
　　时民兵队长提着驳壳枪走过去，“代表贫下中农枪毙你”，说完，对着一个人的后脑勺，
　　上身一偏，一声枪响，那个人就栽倒了（迸出的血果然没有溅到他身上）。他招招手，过
　　来一个民兵，又给了死人一枪，是用老套筒贴着背心打的，枪声很闷。另一个活着的人
　　这时哭了起来，哆嗦着，头越低哆嗦得越厉害，终于趴下了，民兵队长把他拎起来，又
　　给了他一驳壳枪，他中弹了还在哭（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像少年时一样纤脆地颤抖着疼），
　　周围却一个哭的也没有……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十几步之遥，以这样的名义。在此之前，我只
见过尸体：被批斗而自杀的邻居叔叔、战死的校友、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麻袋中泡涨的无名女
尸，路过村前漫水桥、被大水淹死的武斗队伍中的复员军人……也看见过抬棺游行的队伍，
听说过追悼会上为祭战友而炸死俘虏，几十号人被八毫米铁丝穿着掌心押去枪决等“小道消
息”……这一次的恐怖、惊吓，刻骨铭心，不仅因为是目睹，还因为杀人者曾是我所尊敬的
人。他豪爽热情，助人为乐。十几天前，发大水的时候．他撑着竹排，围着村子给人送东西；
我因水土不服发疟疾，高烧半月不退，奄奄一息．也是他撑竹排从公社医院拿药回来治好的。
就在昨天夜里，我还和他在村里代销店的—张矮桌上有说有笑地打了半夜扑克牌！而他后来
杀人的神态、动作，却是多么当仁不让、坚决、娴熟，甚至悠然自得——回村的路上，没忘
了依旧有说有笑地走在田埂上向旁边的人让烟、逗乐，说谁谁真有福气，娶的女人好漂亮，
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