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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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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
     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三
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
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
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
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
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受爱戴的人之一,他的优雅、智慧和敏捷的谈吐到处受到人们
的欢迎。
     康德 16 岁进入他的出生地的哥尼斯堡大学念书.六年之后毕业。因无法谋取大学教职,
他在许多家庭当过私人教师,直到 31 岁才在大学获得编外讲师职位。这种讲师没有薪俸,
但有资格公开讲课,通过私人学费而获得一点微薄报酬。那时康德已出版了论动力学和数学
的著作。他还通过私人数师身份带来的种种联系,获得了自如的社交机会,在这种交往中,
他博得了一个“雅致的硕士”的美称。
     哥尼斯堡那时是一个比较显要的城市,有五万居民并驻守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作为一
个为东普鲁士贸易利益服务的海港,人口稠密,其构成也形形色色,有荷兰人,英国人,波
兰人和俄国人。那所 1544 年作为阿尔伯尔金纳学院③而创办的大学,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
意义的文化中心,但在 18 世纪中叶这所大学充满了一种地方偏狭之气,默默无闻,以至于
腓特烈大帝④1739 年作为王储访问哥尼斯堡时,竞说这所大学“与其说适合成为科学的舞
台,不如说更适合于训熊。”次年,膜特烈大帝登上王位,他竭力向他的王国的这一角落推
行高度的文化和标志他的统治特点的思想宽容。这时的康德已把真理和义务看得高于一切,
他幸运地发现,这所大学对于他追求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重大障碍。或许正
是这一点(正如他对于他的裔胞之地的依恋感情一样),促使他留在这里长久地等待第一次委
任,并在此后又继续等了 15 年,直到被授予他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这一时期,康德几次
谢绝德国其它大学的聘请,继续在他的居室里诚心诚意地给学生们授课,正是这些讲授建立
了他的声誉。他的智力劳动主要贡献给了数学和物理学, 岁那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宇宙起源
                         3l
的论文包含了他对星云假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然而,他的任务要求他讲授范围广泛的学科,
包括自然地理学。也许由于他不愿意旅行的缘故吧,他成了这门学科的公认权威和(根据极
为赞赏这位哲学家的康特·普尔斯塔的意见)人们交谈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当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纯属偶
然。然而在康德的生涯中,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哲学,在课堂上详尽地讲述
着十年后出版的、使他赢得德国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声誉的那些著作的思想。哲学家哈曼⑥
写道,听众必须在康德教授预定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即早晨六点到达课堂,以便占上座位。康
德的学生雅赫曼这样描述廉德的讲演:

    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面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
  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
  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
  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
  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

  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

    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辩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
  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
  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
  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
  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
  志的自我意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

  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
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
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
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
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
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题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
  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
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
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
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
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
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结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
众所闻知,除进行曲外,废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
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
  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
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
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
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
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因
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⑦红葡萄酒,如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
爱吃的菜。他和客人们一道吃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
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切的结果,也是谈话
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著作还闪现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
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
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
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
赫尔德⑧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井
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
  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
  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
  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
  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
  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
  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
  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
  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
  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
  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
  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
  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
  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
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 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
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 57 岁。在给摩西·孟
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
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为
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
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
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1787 年《纯粹理性批
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辛。于是评论家们
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导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
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
有时甚而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康德增强了自信心,1787 年对赖因霍尔德(他为使康
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
                 “我能向你保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
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系。”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
年后,斯塔尔夫人⑩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
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
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
                         ”
  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
(“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外围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
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
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
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 27
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一是 1785 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达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
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
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腓特烈·威廉二
世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1788 年他
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
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 1793 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
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
课堂上还是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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