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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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主义袭击，正是对各国公认的战争规则的公开挑战。这一事件说明，我
们面临着战争手段的第三次质变。
三、第三次质变对战争行为规则的考验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场新的战争。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议。
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对持不同意见的记者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
为这不是战争，那请你再看一遍世贸大厦遭袭击的录象吧！
问题不在于“战争”这一定义是否一致。在现有国际法对战争的定义中，是包括了反恐
怖主义活动的。问题在于，现在恐怖主义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个方向，各国政府和人民
又想让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
“9·11”事件以后，很多人代那些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说明理由，这些理
由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有的对抗规则，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我永远打不过你，现在我不
按规则打，我就可以专门找你的弱处打击，我就能够打过你了。他们说，这是弱者唯一的选
择。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再三强调，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圣战”。他们最忌讳
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卑劣行径。而那些同情恐怖袭击的人们也说，
这些恐怖分子无疑是怀着自己认定的高尚道德目标的。对他们的谴责只是出于人们对目标道
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谈不上对恐怖分子目标正义性和道德性的谴责。改变了的，只
是对抗的方式方法，是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牺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但是，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人们却不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恐怖活动之所以得逞，正是因
为恐怖分子了解当代文明社会的规则，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你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我
不顾忌；你不仅要顾忌本国平民的生命，还要顾忌他国平民的生命，而我不仅不顾忌敌国平
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顾忌自己国家平民的生命。所有采取实用主义政治观，认同恐怖分子这
种“方式方法”的人，其实都认同了这种不顾无辜平民生命的哲学。
恐怖分子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关键区别正是在这里：在对抗的规则中要不要顾忌无辜平民
的生命？当代恐怖主义对现有战争规则的挑战来源于战争技术手段的第三次质变，这就是当
代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扩展，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散兵游勇都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再森严壁垒的国界也可能被突破渗透，
何况一向比较开放的欧美国家。人员的交流，种族的混合，使得当代世界已经不可能象历史
上那样根据民族或国籍来辨别敌我。当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使得恐怖活
动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间协调，恐怖打击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时刻出现。
“9·11”
恐怖袭击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动的全部优势：它以最不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姿态，打击发达
国家最不设防、最软弱、最无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动就这样提出了他们的对抗规则：他们是不打算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
他们隐藏在远方的角落里，混合在同情他们的平民当中，随时找机会再次出击。如果美国在
反击恐怖打击的“新的战争”中也大量伤及无辜平民，等于屈从恐怖分子的规则，这就正中
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就可以煽动伊斯兰世界民众加入反抗西方的“圣战”，把这些分裂的
散兵游勇发动的恐怖袭击扩大为他们朝思暮想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美国仍然顾忌对
方平民的生命，以“有限”对“超限”，恐怖分子就在战术上先占了优势。
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对抗游戏，这场对抗一旦失控，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其实是世界各地
的无辜平民，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国家的平民。这场对抗把全世界放到了
十字路口，有可能影响未来全球政治对抗和平衡的规则，一百五十年来人类对战争行为的规
范和制约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
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这一危险性。特别令人注意的是，
所有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显然看到了这种危险性。
“9·11”事件后出现了各国政府罕见的对
恐怖事件的一致谴责，一致承诺打击恐怖活动。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渐渐显示出
后发制人的姿态。在国内加强反恐怖立法的同时，极力宣扬要坚持六十年代以来取得的民权
成果，表示要坚持各种肤色、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对外备
战的同时，用最大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对反恐怖战争的理解，国会最近已经通过拨款三亿
二千万用于向阿富汗难民提供粮食等援助。战争还没有打响，美英等国已经承诺将来帮助阿
富汗恢复建设。
这一姿态表明，国际社会将尽一切可能坚持已有的战争行为规则，不让恐怖主义的对抗
规则占上风。这种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见的，恰恰表明政治家们对它的极端危险性的共识。这
种一致性后面有利害的考量，这种利害考量表明理性在起作用，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对抗恐
怖主义的保证。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新的战争行为规则里，将会有世界各国一致地扑灭一切
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内容。
（以下删除）
四、“9·11”事件将使全世界重新排队
“9·11”事件后，美国的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对美国以往对外政策质疑反思的声音，民
众也渐渐地开始接受这种声音。美国是一个官员定期选举，总统轮流变换的国家。政府对于
批评和纠正以往的失策较少顾虑和负担，却必须考虑选民们的要求。所以，虽然美国的制度
非常稳定，但是政策却可以根据时代变革和民众呼声作出大幅度的调整而没有什么困难。可
以预料，“9·11”事件后，美国民间和政府将会全面而审慎地检讨内外政策的得失。同时，
“9·11”事件也打开了世界各国政治家的眼界，重新审视世界政治局势和价值观。有关地
缘政治、民族独立和地区分裂、宗教冲突、战争与安全等观念，都将重新考察定位。
“9·11”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全世界敌我友重新排队的时候，也是世界的中心
区域和边缘区域出现位置变换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是正当的，正是这
种利害考量成为以后各国达成一致，防范和消灭恐怖主义的理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至少
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为这种“超限”的恐怖打击而停顿。现在是从根本上改善和
民主国家的关系，进入世界民主主流的契机。如果固守封闭心态，既回避理念的追求，又缺
乏利害的考量，在新的世界布局中无所作为，仍然采取陈旧的和世界民主主流对着干的既定
政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上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和美国青年学生的小型讨论会上，主持人提到，在中文里，“危机”
一词是“危险”和“机会”两重意义组成的。主持人特地向我这个中国人求证，盛赞东方人
对待危机的智慧。众青年们纷纷点头以示钦佩东方智慧。
“9·11”事件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
面临的危机。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机会呢？这就看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20 世纪末世界人权发展趋向
夏熔 当代学者。
1998 年 10 月 16 日将是人权史上不寻常的一天。临近半夜，苏格兰场两名侦探悄悄地
进入伦敦一家高级诊所，向在这里求医的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出示了一份来自西班牙的
特件，此件要求英方合作羁押皮诺切特。这位前军事独裁者被控在位 17 年间，使用恐怖手
段、酷刑，摧残折磨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特设委员会”立案调查发
现，他的下属枪杀了至少 1068 名异议人士，957 人被强行“失踪”。英国与西班牙这一举动
立即轰动全球。一个前国家首脑在本国境外被另一国司法机构扣留，并面临解递到第三国接
受审判的可能，这是前所未闻的。国家主权的惯例保护受到严重挑战。
人权对主权的挑战，可以说是世纪之交国际人权运动的特色和走向。仅 1999 年间世界
重大事件而论，除“皮诺切特案”外，专为审理前南斯拉夫灭绝人类罪犯没立的临时国际刑
事法庭，发布了起诉现任南斯拉夫总统的法律文书。北约部队在波斯尼亚逮捕了几位受到该
法庭起诉的战争嫌疑犯。专为审理卢旺达灭绝人类罪设立的临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卓有成
效地审理了一批涉嫌的卢旺达高层官员。正在酝酿中的正式国际刑事法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支持，89 个国家已经在有关条约上签名。这个法庭一旦建立起来，将是有史以来第一家全
球性司法机构，将审理任何国度严重反人权罪案例。（然而，克林顿政府至今尚未签字，理
由之一是国际司法程序不够完善，有可能违反美国公民的司法公正平等权利）
地球上的暴君与反人道罪嫌疑犯，在主权保护伞下的藏身之地越来越不可靠了。 90 年
代末的另一趋向，是不少国家政府开始屈从于国内公众的压力而采取单方行动。例如，皮诺
切特被捕前几天，还对《纽约客》杂志的一个采访者承认，只有很少几个国家使他感觉安全，
英国是其中之一，但自从他被拘留以来，对他的罪行已经在近十个欧洲国家国内司法机关立
案调查；又如，一位前卢旺达军官因参与 1994 年的种族屠杀，被瑞士一家军事法庭判罪。
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法庭，已分别审理在波斯尼亚战
争期间涉嫌犯下了残暴反人道罪行的塞尔维亚军人。1999 年 8 月，一位伊拉克总统高级助
理不得不放弃其在欧洲治病的打算，匆忙逃离奥地利，因为当地公民向刑事法庭起诉，控告
他参与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的“种族灭杀”。前埃塞俄比亚首脑孟基斯图，自从他的“红色
恐怖”垮台以来一直躲藏在津巴布韦，他在本国国境内因屠杀 20 万人受到通缉，近因津巴
布韦统治者自身难保，据传孟基斯图打算躲到朝鲜去。同年 7 月，法国警方逮捕了一位毛里
塔尼亚军官，他涉嫌在本国对囚犯使用酷刑，其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公约严禁在任何场合
使用酷刑。
同时，国际社会似乎比以往更容易达成一些共识，对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联合国多国部队进驻接管东帝汶，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阻止种族屠杀和暴力，虽然受到许
多非议和责难，也算代表了这种趋向。高空轰炸必然伤害无辜，道义上欠理，而且这些军事
干涉本身不值得庆贺，因为它们无非显示了通过外交和平谈判去寻求解决人权危机的重重困
难和再次失败。可是，比起 90 年代上半期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波斯尼亚屠杀暴行的袖手旁
观来，上述对东帝汶、南斯拉夫的国际军事行动所表现的对人权的态度，则不应简单忽略。
这种共识和态度目前正在经受另一场严峻考验：国际社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协力防止俄国
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所造成严重人权灾难？俄国的军事（原子武器）实力和国际大国地位，对任
何国际制裁行动都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目前这一动向的新意，并不在于国际人权法本身有什么新的突破。国际人权法自
本世纪 40 年代末二战结束以来，在有关反人性、灭绝种族、战争残暴罪的立法方面，并没
有重要变化。1948 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和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所建立的人权原则
一贯就是：这些罪行的反人性本质及其残暴性，决定了它们必须经由享有“普遍管辖权”的
机构来审理裁决。可是多年来，有关国际机构及其某些成员国政府，很少将这一原则付诸行
动。比如，70 年代中，为了防止南美失控，美国曾经向智利的军统独裁提供经济和军事援
助，当时美方已经收集到皮诺切特军政权侵犯人权的大量证据。可是出于美国的战略外交利
益，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又由于其他多种因素，皮诺切特之流长期以来逍遥法外。
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国际人权原则和法规开始慢慢地走向司法和执法程序化。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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