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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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
“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领导者之一。本文选自《胡适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
评，讨论，或赞助。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
（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①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
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
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
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
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
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
”因此，我们深信，
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
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
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
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
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
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
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②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
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
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
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
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
和。—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
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
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
了，国民负担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
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
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
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
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
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十一，五，十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原载 1922 年 5 月 14 日《努力周报》第 2 期，又载 1922 年 5 月 15 日《晨报》，又载
1922 年 5 月 18 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①“基尔特”为英语“行会”的音译，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译作“行会社会主义”，是
英国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
②袁世凯死后，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张灏
（1937… ），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历史
系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本文
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长春，时代
文艺出版社，2000。
引子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
20 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
今天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
的道路”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
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作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大约说来，近代世
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
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 1776 年的美国革命，和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
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与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
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
100 年以前．1895 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 年至 1920 年初）。在这以前，
中国自从 19 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1895 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
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
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
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
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 20 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
国文化界、思想界在 20 年代至 40 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
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
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1895 年至 1920 年）出现的
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来说，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1895 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
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入中国而大量地散布。
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也
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致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
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 1895 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
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
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
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
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
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
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
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
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
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
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 1895 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
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
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
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
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
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
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