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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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接受批判。”——译注
⑨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
⑩“启蒙了的”即“开明的”。——译注
⑾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
⑿“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这一命题为针对拉梅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1751）《人是机器》 （1748 年）的反题。——译注
⒀今天我在 9 月 13 日的《布兴每周通讯》（布兴，Anton Friedrich Buching，1724…1793，
地理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当时主编《地图、地理、统计与历史新书每周通讯》。——译
注）上读到本月 30 日《柏林月刊》的预告，其中介绍了门德尔松先生（Moses Mendelsohn，
1726…1786，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
《论“什么叫作启蒙运动”这一问题》一文刊载于《柏林
月刊》1784 年第 4 卷第 9 期，康德本文刊载于该刊同年同卷第 12 期。康德撰写本文时尚未
读到门德尔松的文章，所以只在本文末尾附加了这条注释。——译注）对于本问题的答复。
我手头尚未收到该刊，否则就会扣发本文了。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陈独秀
（1879…1942）中国现代思想家，政治家，“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本文选自陈独秀《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
馆，1922。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
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
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
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那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
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
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
固、不可摇动。在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
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
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
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园，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
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竖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
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
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
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淡薄。要想把爱国思想，
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
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
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
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
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
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
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
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
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
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
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
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
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
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
．．．．．．．．．．．．．．．．．．．．．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
．
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
1919 年 6 月 8 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原载《每周评论》第 25 号，选自《独秀文存》署名：只眼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中国启蒙文粹》序“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李中（李慎之）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实、王平编《天火》 长沙，
，
岳麓书社，2000。
简介：“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以理
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
“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
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
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
“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
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 “五
还是
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
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
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
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
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
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
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以及继起的历次群众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
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
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
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
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
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
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
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
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就证明
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
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开始，所谓有“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契机，也是中国走
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意义当然远远超出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
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称为博大精深的。
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
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概括最为深
刻简练。他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
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
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有“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起
腰来。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
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个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办刊的宗
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办了三年，出版满三十期以后，在
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陈独秀又在一
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书》说：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
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这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
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
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