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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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救群众的苦难呢？康梁等人的原则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康有为激烈地攻击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须以此作为殷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将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认为法国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欲救中国必
跳出康梁的窠臼。他在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这表现了他对暴力革命深怀疑惧。在1917年9月22日他和张昆弟谈话时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段话表明他所赞成的是运用“批判的武器”来除旧布新，而所疑虑的是运用“武器的批判”来进行暴力革命。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康梁所提倡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不过，这时候他又认为康梁只是抓住了一些枝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的办法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他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彼。”这样就超脱尘俗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了。
（四）“世界大同”与“天人合一”
大同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礼记》早就揭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降及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若“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矣。”这就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性质，同时也杂糅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康氏“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退色，但大同世界的理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所以，1917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仍然念念不忘“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该札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美好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天人合一论是一种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也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庄子曾经幻想过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放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把自己寄托于超出形骸之外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要通过取消主观能动性，使人完全顺从自然的命运。盂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与天地同流。”同庄子的倾向性恰恰相反，他是夸大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和发挥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来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王国也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色调。他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是把天与人看成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其间了无判隔。不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既不像庄子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也不像孟子那样潜心于养气，而更重视其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张昆弟191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交谈的一段话，具体地揭示了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国以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群众，把群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共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愚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开始确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但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了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重要契机。
第三部 成熟的范式 八 危机与选择
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危机：几千年的封建礼制秩序因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濒临全面崩解，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重重矛盾。旧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不清，新潮流又夹带着污泥浊水奔涌而至。中国的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劳思伤神，上下求索。
任何历史转折，必然通过危机与选择来实现。困难与机遇并陈，选择便是人们对历史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方式。
（一）五四前后的变化
1918年7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便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同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蔡元培校长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每月只拿得八元薪金，但所得的精神粮食却极为丰富。
北京这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当时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7年，蔡元焙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积极宣扬实用主义哲学，辜鸿铭、刘师培等擎起保存国粹的旗帜，？？一时出现了“百家竟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当时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为了探寻真理，除了可以向图书馆长李大钊随时请益以外，他曾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学生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毒、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都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为了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朱谦之有接触，同他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后，返回湖南。旅居北京半年，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增强了政治积极性。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来响应。“六三”以后，他又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为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较广泛的基础。
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运动，而且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运动纵深发展，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19年7月，湖南学生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封闭，但毛泽东却采用不同形式，先后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同毛泽东在五四前期的著作比较起来，《湘江评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以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德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他还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描绘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硅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在这里，他似已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五四以前，毛泽东究心于思辨哲学，强调“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甚至把农工商以及一切物质生产都视为多余，向往于“呼大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虚幻境界。那时候他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用以解释一切。《湘江评论》一反五四前期的唯心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该刊《创刊宣言》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已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学术界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1919年11月14日，发生了轰动长沙的赵五贞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用剃刀自杀的社会悲剧。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在湖南《大公报》上接连写了十篇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层层深入地挖掘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报刊工作与现实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五四以后，通过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对他转向于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
再则，五四以前，毛泽东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五四以后，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特别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转而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了。
毛泽东肯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武力、资财、“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联合起来，这三种手段，也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毛泽东还运用这一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在这里，他对会党、新军和留学生的评价虽带有片面性，但指出辛亥革命由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而归于失败，却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经强调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而要探得“大本大源”又必须仰赖于洞察一切的“圣人”。但是，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终于认识到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他从人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