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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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私塾课读中就已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染。进入湖南四师和一师以后，通过杨昌济的指引，更广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求实学风的熏陶。1914年6月，刘人熙等发起成立“船山学社”。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偕同蔡和森、萧子异等前往聆听学术报告。船山治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力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肯定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并以“纲组化生”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消所入能”的论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他突出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流风余韵，陶铸三湘士子，对毛泽东尤有深刻影响。生当清之初世，讲求习行哲学，学理明白浅近，皆为毛泽东所崇仰。1917年，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即颜元）、李刚主（即李■）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选择的努力方向。
在湖南四师所记的《讲堂录》，还抄录了潘来为《日知录》所写的一段《序言》。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这段《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楚。《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对老师的这些教诲，他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还能见之于行动。
在一师求学时期，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先后偕同好友萧子异、蔡和森、陈绍休、易礼容等到各地进行“游学”活动。他们“身无半文”，只是带着雨伞、包袱和笔墨，每到一地，就给一些学校、商店、仕绅或农民书写对联，接受一点馈赠，作为食宿费。一路上，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民间疾苦、风俗人情、历史地理情况。回到长沙，毛泽东还把“游学”的感受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下情。毛泽东与蔡和森都把这种“游学”活动称为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间接经验，“无字之书”是直接经验，他们喜欢把两者结合起来。
待到五四时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特别重视学风问题。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痛切地指出“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他还从积极方面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世”学风的继承和发扬。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青年毛泽东与我国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在转变过程中卓然独立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总念念不忘要结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以与顾炎武相较，堪称青出于蓝。
1918 年和1919 年毛泽东两度去北京和上海活动，对这两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的实地考察。1919年9月，他又在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并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其中有“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等等。当时胡适与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发起“问题研究会”，开始显然受到胡适的一定影响，但胡适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毛泽东则既重视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又亟盼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所以，他们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了。
20年代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毛泽东所衷心关注的头等大事就是调查研究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他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眼睛瞄向实际，着手作实际的调查研究，这就同那些满足于照抄照搬洋教条的书呆子判然不同。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毛泽东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徒步到安源，深入煤矿矿井和工人宿舍作调查，并制订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步骤。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在农村进行调查，提高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开始懂得，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只靠城市的工人而不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于1927年1—2月间，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情况。三十三天行程一千四百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干部和各阶层的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根据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区委作报告，并于2月中旬，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末，他做过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后来报告丢失了，毛泽东痛心他说：“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常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30年初所作的《寻邬调查》、《兴国调查》，是现存最完整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作了最切实的调查研究，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掌握大量丰富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于是响亮地发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号召。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等18个文件。中共党内从此产生了一种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这些言论虽然切中时弊，但在当时却还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1931—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而更严酷地统治着中共中央。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用外来的模式剪裁中国革命的实践，将“国际指示”当作尚方宝剑，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通过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表明了正确思想路线在中共中央更牢固地确立起来。
（三）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1938年9月底至11月上旬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以最后一节透彻地阐述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了相应的三方面的研究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运动。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作为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当只是了解它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是应当从中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如何研究当前的运动呢？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它的全面及其发展。并说：“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把他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提升到了掌握规律性和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度了。稍后，毛泽东又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在整顿三风的一系列报告中，对调查研究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他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还着重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如何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呢？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见本书第十一页）他还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思克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还满怀感慨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提倡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也是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他在1941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推动延安整风，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确在党内外开创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从历史上考查，班固的《汉书》为河间献王刘德作传，称颂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把它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宋明理学言心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为调和汉宋二家之争论，又说：“近世乾嘉汉学，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意义，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恢复原始儒学的实用理性
服曾文正”（见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