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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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湖南是他的故乡，因此，他的思想又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现代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史前时代（文字发明以前）就已在东亚大陆形成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原始文化景观。从炎黄至秦汉，逐渐进入文明时代，并确立了以中原华夏为轴心和儒道互补、吐纳百家的中华文化格局。故经史典籍，历来将黄河水系的中下游视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策源地。
《尚书·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湖南属荆州南境。春秋战国属楚。荆楚虽则疆域辽阔，兵力强盛，但中原王朝仍视之为荆蛮楚蛮。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其中有长沙郡与黔中郡。及唐广德二年，置湖南观察使，自是始立湖南之名。
在古代，湖南人物鲜见经传，独有屈原放逐、贾谊贬谪至此而留下奇瑰的辞赋，因之杜甫有“湖南请绝地，万古一长嗟”之咏叹。提起湖南，就不禁令人为屈贾而伤心落泪。这种凄凉的景况直到近代海通以后，才洒然一变。以前，是中原文化逐渐向南推移，湖南属于被开发的地带。海通以后，则是南方得风气之先，其影响逐渐向北方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太平军起事以后，湘军的崛起，对满汉势力的消长和湘楚人才的涌现是一个重要契机。
湘军的崛起，其直接作用是扑灭了太平军，暂时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为清朝的覆灭准备了掘墓人。掘墓人可分两线，其一是统领湘军、淮军与北洋军的汉族官僚，他们既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将，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形势的发展使他们的后继者——北洋军阀得陇望蜀，从分享权力逐渐演变为觊觎最高统治权。其二是甲午海战以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奋起救亡的新人。特别是在湖南，湘军诸将创立的基业，转化为下一代“修学储能”的有利条件。他们一旦羽毛丰满，便会乘时御风，与祖辈分道扬镳，成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先锋，维新运动的首倡者是南海康有为，而激进派代表谭嗣同、唐才常则是湖南到阳人。辛亥革命的首领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而继起者则有湖南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五四运动的主帅是陈独秀，而湖南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则是后起之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鸦片战争打开海禁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湖南人才蔚起，至毛泽东而称极盛。毛氏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代帝王已被滚滚洪流席卷而去，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合当应运而兴。毛泽东创大业，开新统，就时代条件而言，他的革命思想萌发于五四时期，面对着封建礼制秩序解体与帝国主义战争灾难的双重危机，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但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又敢于顶住俄式教条主义的压力，独立地开闯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赢得了1949年的全国胜利。就其主观条件而言，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经史，深得“实事求是”之要旨，又富于独立根性，既醉心于谭嗣同的“心力说”，亦钟情于屈骚的浪漫主义精神，其得力于湖湘文化之熏陶者，盖亦特为深厚，本书拟就此举要加以说明。
第一部 湖湘文化熏陶一 屈骚情怀
（一）恭录《离骚》与《九歌》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籍上作批注，坚持写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他早年批阅过的书籍和撰写的笔记、日记很多，带回韶山冲老家的就有一大网篮。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族人为了防备反动派的搜查，把它搬到山后烧掉。他的塾师毛宇居不忍心，从火中救出一本课堂笔记，现在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前面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面36页题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当是1913至1914年听杨昌济与袁仲谦两位老师讲课时所记。
《离骚》和《九歌》系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可见爱好之深。
如众所周知《离骚》和《九歌》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正当国势积弱变衰的转折关头。作为宗室贵族的一员，他在楚怀王时曾担任过仅次于令尹的要职左徒。他主张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实现富国强兵，对外联齐制秦，这些进步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不久便遭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谗毁，被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顷襄王时，再度流放江南。因忧伤国事，发愤乍为辞赋，倾诉其眷念祖国和人民的情愫。后秦楚交兵，楚接连丧师失地，怀王入秦不返，郢都亦遭残破，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自投汨罗江而死。而其高远的理想、卓绝的人格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历史巨变与心灵上的波卷澜翻，便集中反映在那些优美卓绝的辞赋之中。
（二）浪漫主义的悲剧
《九歌》是屈原采用楚国民间祭神祀鬼的歌曲为原始材料，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全套歌词，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充满神话色彩和优美想像，是屈原的重要作品之一，但与屈原本身的遭际无直接关系。
《离骚》题意为“遭逢忧患”，是屈原自叙自诉之作。全诗二千余字，约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叙述自己志洁行芳的品格和修养，辅佐楚王励精图治的奋斗努力，适后遭谗被疏的原委，并揭露楚国的黑暗现实与政治危机。第二大段，通过神话传说和超现实的手法，假托男女恋情，抒写自己追求理想而不可得的矛盾痛苦心理。最后一段，借助求神问卜来摆脱苦闷彷徨，却得出了楚国不可久留的结论，因而飘然远引，开始幻想的漫游。但爱祖国、爱人民的强烈感情战胜了远适异国的幻梦。一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终于决心以生命殉祖国、殉理想。全篇曲折变幻，波澜迭起，而贯串其间的一条主线，则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这条主线又展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诗人的理想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其二是诗人远游自疏的心态与眷恋故国之情的矛盾。两者互相纠结而构成诗人心灵上的悲剧性冲突，整个诗思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扣紧冲突而逐步展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实主义着重于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如实的描绘，它以客观现实生活为主要的反映对象；而浪漫主义则侧重于直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揭示自我的精神面貌，抒发内心的种种矛盾。《离骚》所展示的悲剧，既是屈原内心世界的悲剧性冲突；也是统治集团中个别先觉者与整个腐朽势力发生冲突而酿成的悲剧。
（三）“骚之苗裔”
艺术创作，“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宋代的辛（弃疾）词，都是屈骚的继承和发扬。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毛泽东终身酷嗜屈骚，兼爱三李诗与辛词。更难得的是，他自己又是一个洋溢着屈骚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有《挽易咏畦》（1915年）和《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等诗作。后一首诗并有句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明显地追踪屈骚遗响。至于他后来的诗词，更是充满着奇诡的想像和意境，在他正式发表的五十首诗词中，就有二十二首化用了各种神话传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
当然，毛泽东的创造活动决不限于诗的艺术世界，他更善于在政治、军事等现实世界中自由驰骋。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虽然也有像屈原那样横遭贬谪的倒霉时刻，但从全过程来看。却是冲波逆折，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曲凯歌。诗词的艺术世界与政治的现实世界既有距离又有相通之处。屈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激励着他的战斗生涯，成为他席卷神州江山的内驱力，这是无疑的。到晚年，浪漫主义精神又被极度夸大和扭曲，甚至演变为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狂澜的深层心理基因。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鲜有涉及者，尚待作进一步的开掘。
二 湘学主流
（一）朱张遗绪
湖南传统学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湖湘学派。北宋未年中原战乱，士人纷纷南下湘楚。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创建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开湖湘学统之先河。继而张■先后主持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朱（熹）张（■）会讲于岳麓，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在长期发展中，虽迭有兴衰消长，但却培养了自己的独特学风，其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胡安国本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朱熹较安国晚出两辈，但却历来被奉为程氏正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拭主讲岳麓书院时，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交流学术思想，当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岳麓会讲既有学术讨论的特色，又有学术交流的成效。由于闽学与湖湘学都是理学的苗裔，张■与朱熹会讲不但加深了两位学者之间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两个学派的交流与融合，他们的满门桃李，代代相传，进一步保持了理学在三湘的正统地位。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和心学宗师王阳明虽曾过此讲学，但其影响有限。至清代乾嘉汉学风靡全国，独在湖南受到理学传统的抑制，并未成为主流。其次是提倡实学，张■是湖湘学派的莫基人。他的本体论带有某些心学色彩，但在认识论上，主张“行得便见得”，“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朱熹曾大呼功利之学可忧可畏，而张■只是认为：“士龙（薛季宣）正欲详闻，其为人事功，固有所当为，则喜字上煞有病。”（见《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他肯定事功是应当做的，但应是“无所为而然”。“喜”字之病在于“有所为”，可见他对事功之学的态度与朱熹不同。张■作古以后，其弟子胡大时等归入陈傅良门下。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学重“经响那么深广，但在湖湘学派中却抹下了一层重视实学的色彩。
（二）船山学脉
朱张以后，对湖湘学风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亦从理学入门。1644年闯王进京，明社颠覆、清兵入关，一连串“天崩地解”似的惊人变故，打破了王夫之科举入仕的梦想，推动他发动衡山起义，抗击清兵南下。南明败亡后，他在转徙于湘西山区的流亡生活中，察看了瑶族的社会状况，体会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其后发愤著书。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吸取和消化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思想资料，又“喜从人间问四方事”，深入研究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感性知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穷毕生之精力，完成了一百余种、四百余卷空前宏富而又别开生面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朱熹的理学遗产，又吸取了东林学派“学为世用”的精神，对理学作了札判性的总结，建立了“理依于气”“器体道用”“知行相资”的哲学体系。在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理势统一的历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并批判了“言必称三代”的泥古观念，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而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他突出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思想体系已经超越宋明理学，而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王夫之隐居深山瑶洞，刻苦钻研学术近四十年，他的著作藏之深山，直到康熙年间，才由次子王■刊刻了十余种。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首次辑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刻印《船山遗书》凡二百八十八卷。由是而船山之学日益昌盛。戊戌时期儒者欧阳中鹄自号“瓣姜”，取意于王夫之的号——姜斋。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都从船山学说吸取力量，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他把船山学说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后来的辛亥革命志士也大都□王夫子泽被湘湖好读《船山遗书》，从弘扬民族大义出发而走上革命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