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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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时，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观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也是党报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批评也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限制的，根据自己多年党报工作的经验，他们对党报如何正确履行监督批评的使命，提出了下列原则：
首先，党报开展监督和批评，要公正和坦率。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表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做了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党报就应该对之进行批评，他本人将“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他还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利益，这种利用报刊对党的机构和党的官吏的监督应该是经常性的，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
其次，党报批评不能违背道德、党的纲领和党的既定策略。对不直接从属于党执行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党的刊物，他们批评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恩格斯认为，这种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第三，党报批评要注意不使敌人获得“窥视内幕”的机会。
第四，党报进行批评还要注意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党的错误区别开。把责任分清。恩格斯认为，党的官吏可能犯这种那种错误，但整个工人政党却在前进。对官吏的监督和批评，不应影响对整个运动和整个党的机构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利用党报党刊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监督和公开批评，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恩格斯举例说，党的领导人在航运津贴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是用自己的力量借助批评纠正的。其二，群众有能力开展批评并使这种批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批评党的领导人错误而陷入困境时，恩格斯建议编辑请群众出来讲话，让“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到那时候，“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而这些领袖们就会“真正大出其丑”。其三，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民主监督，是党的报刊的使命，也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恩格斯特别强调，在党内，没人可以超乎批评之上。
恩格斯认为党报对党的领导成员应有监督的作用，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
鉴于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批评问题上主要倾向是反对甚至压制党内同志对他们进行批评，恩格斯在这一时期谈及党内批评问题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分析党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可以被批评的。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人不是凌驾于全党之上、主宰党的命运的主人，而是受全党委托、担负某些重要职务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全党的监督。恩格斯在1891年2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善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恩格斯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批评（包括自我批评）来维持生命力的。因为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纠正自己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以便学会更好的工作。对党来说，这样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而对于那些影响到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的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对于那些“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在报刊上公开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党报的批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的积极的理论先驱和倡导者，也是热情的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并勇于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新莱茵报》创刊后第二天，马克思就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曾经行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它是不情愿接受甚至压制党报对其批评的。议会党团压制党的报刊对它进行批评的突出例子，就是所谓的“凯泽尔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经党团准许在国会发表了为俾斯麦政府提出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由于这是一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而有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案，马克思称凯泽尔的辩护演说是“可耻演说”。为此，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麦·凯泽尔违反党的纪律。可是党团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摘希尔施在报刊上批评党团成员是违反党的纪律，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党团这种压制批评的行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为了维护党的报刊开展党内批评的正当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陈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指出：党团压制希尔施对凯泽尔的行为的批评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迫使党团决议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社会民主党人报》谴责党团中的这一机会主义立场。党团声明报纸无权批评它的活动。党团对党报是否有权批评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异议。这个声明公布以后，报纸编辑部收到各地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和各地方组织的决议，抗议党团的错误立场和对该报的攻讦。“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党团多数被迫让步，1885年4月23日与报纸编辑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多数提出以帝国国会接受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国会拒绝了这些建议以后，党团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
马克思著名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发表在该党的党刊《新时代》上的。注幅这一著作的公开发表，使得包括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不满，他们企图强令这一期《新时代》杂志全部停售，并警告它：今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恩格斯对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错误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决不应当把党的报刊“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按：“反社会党人法”已于1890年10月1日废止）。他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曾企图强制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1881…1888年任俾斯麦政府内务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恩格斯在这里明白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对待党的报刊：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而不应该在党内“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在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并且能够合法地进行活动的条件下更应该如此。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时德国党的党报对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从后来的共运史看，这个问题具有共性，表现出东西方共产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闻批评的特征，当然非共产党人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解决，永远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我国有的学者就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党和党的报刊关系的论述，认为“是在他指导德国党的刊物批评德国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作出的；是针对德国党中央的情况和德国党报刊的状况提出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其中虽有反映党的报刊工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反映党和党的报刊关系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确有一些结论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重心所在的德国党是在野党，恩格斯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党报面临的新情况，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恩格斯当时是国际共运不容争辩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不属于哪一个党，不担任哪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报刊。他同德国党有特殊的关系。德国党刊《新时代》同德国党中央关于是否刊登《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争论，是在恩格斯亲自指导和强有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裁判’，《新时代》能在争论上获胜吗？德国党中央能容忍《新时代》的批评吗？现在国际共运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这样的权威。”
笔者不以为然。恩格斯强调尊重党的报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虽然针对的是党刊《新时代》，但是不能将其看成是一个个案，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试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推而论之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呢？“德国党是在野党”，既然处在无执政资源的在野党的地位的党都能够开展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批评，理由是“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建党八十多年、建国六十年，拥有数百万人民军队和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面临”什么“新情况”，惧怕其党报（媒体）对自己进行批评？另外，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就是不开展或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吗？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党内外难道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吗？假如当时《新时代》的争论没有获胜，能反证党报党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是错误的吗？试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评论这一高见？
列宁等人关于党报批评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想与理论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列宁根据党和党的报刊工作的新情况，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组织上的领导和监督。
但是列宁在如上原则下，又提出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列宁一向把利用报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把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看成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们作为形成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巩固党的团结和增强党的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党的报刊没有任何回避、粉饰的必要。相反，应当为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提供保证，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观点的文章，以便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所争论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以便尽快地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由此表明，在列宁看来，党内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与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是对立的，不影响报纸的指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只要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