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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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责任编辑 萧徐）
无须掩饰的败笔·肖 获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入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重大牺牲。无限“扩大化”如反右，《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对右帽横飞抱不平仗义执言，宁可为此陷入深渊，直至被威胁要活埋她，她高昂头颅。至于张志新、林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把自己的生存植根于他人的血泊中，更为众所周知。以我曾和数百名老右昼夜同处大熔炉20余年所体会，处于当时左的高压下，可有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三条路，绝非仅剩下一条加害他人又自我作践的独木桥。
黄苗子等几位明慧胜我万倍的文化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在运动中竟然选择以出卖他人来减轻自己处境的路子，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败笔。这几位老先生文学成就斐然，我给以足够的尊重。但，如果像有人所说的，对其不义之举应以“大智慧、大慈悲”予以理解，那就太矫情了吧？邵燕祥先生曾以《人生败笔》为名出书袒露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期的“自我检查”，真实地展现出在权力打压下痛苦挣扎的灵魂，以警后世，这是一种勇敢与豁达。败笔就是败笔，没有什么可掩饰、可冲淡的。邵燕祥的自我袒露，与那种卧底告密之举，或可均称“败笔”，其品格则有天壤之别。
但，黄苗子等人的败笔，透视其背后纵深，仅仅是其个人的品格问题吗？那几位学富五车且素来正派的文化老人，个人难辞其咎，但也足以见证当年的斗斗斗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其压榨和扭曲心灵的力度是何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加害他人之后就安之若素了吗？未必。1979年我在被改正回报社之后，听到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22年前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天津青年报》一个开始沉默、后来被“动员”发言对我开火的人，后来竟抑郁而死。去世前他把心事哽咽诉诸一位自己信任的人：“解放前我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时，亲眼看到地下党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肖荻，在反蒋学运中很积极很活跃，那时我就崇拜他。反右时报社一把手非叫我对他进行揭批。白天我勉强发了言，夜里我蒙着被子痛哭不已，我对不起良心！”他还说：“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我被调出到一个中学工作，才知道那位一把手在我档案里照样给我签署了恶评……”，歉疚、自责、失落，使他患上忧郁症，常年辗转反侧彻夜失眠，终于英年早逝。听他倾述的老同事胡世先同志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好人，竞落这么个结果。这就是当年“运动文化”的真滋味，它使人心灵异化、行为变形，留下难以泯灭的自责和创伤，直至弥留都不能解脱。显然，其愧疚、无奈和沉痛，一似三年灾害中河南信阳饿极了的妈妈煮食孩子的尸体，是不会有咀嚼的愉快的。这不是当时一个零星个案，而是一代人漫长的心路历程，冯亦代到92岁时终于在《悔余日录》里以极大勇气吐出了梦魂缭绕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杜高在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时，他流着泪看完当年那些互相揭发、揭秘的材料，断然同意出版问世。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象，明智如黄苗子到阴间见了聂绀弩，怕也是伏地请罪吧？有什么比心债更让人难受的呢？中国文人向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圭臬，以耿介、狂狷、高洁为追求。屈原的孤高、介之推的冷峻、比干的决绝、董宣的强项、董狐的史笔、鲁迅的犀利……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舍命、《秦香莲》里韩琦的仗义自裁……正是这些代代相传、义薄云天的精神，构成了在举世所有文化中最具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并深深渗入中国人的脊梁骨。无论是五千年来的义薄云天、筚路蓝缕，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绝地反击、誓死拼搏，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精神。当年一次次左的高压，其破坏性固然表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尤为阴鸷的是各种“横扫”、“砸碎”、“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彻底摧毁了道义和崇高。一个文人从心地高洁、志在千里一变而为无棱角、无骨气和良知泯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记竟将反腐义士劳教，六旬劳模田文华靠毒奶害人发财、最近习水一些官员和教师竟堕落到奸污幼女……呜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没有追求、没有崇高，即便是富了，只能是贪婪无餍的四是经济动物，只会制造爆炸性的穷富差距。振兴中华，也要振兴道德，跛足走不了万里长征。此中死结在哪里？当其事者心知肚明。不能都像黄苗子、冯亦代有关事件这样时隔半个世纪后才以偶然形式被钩沉、被化解，那付出的代价和利息就太大啦！
化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道义“沉淀物”复杂吗？权衡利弊，事在人为。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靖 鸣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实际上是党报与党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它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各项事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16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始终都未能很好解决，其争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固然有许多因素起催化作用，然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它们普遍存在没有处理好党报（媒体）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的原理，剥夺人民群众和媒体对党和政府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导致其形成不被监督的特殊阶层，腐败加剧，最终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党报（媒体）与党的关系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对国际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论作一粗浅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处理其关系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党报开展批评的理论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毫无顾忌，因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忌，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对敌人，该报的揭露毫不留情；对中间派、同盟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缺陷，报纸的揭露同样毫不留情。马克思主编的世界上第一份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副标题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份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时，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