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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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纸给我们念了起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隔着窗户，听他那山东话把“脉”（mai）念作“mi”，心里一个劲地好笑，却不敢出声。念完了，我们才睡觉。真是难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愈发紧张起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很快就要大规模开战了。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因此需要练兵，需要挖洞。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拉练”这个词是怎样简化来的，大约就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吧。每逢拉练，事先要准备好背包、水壶之类。那时都是实实在在的棉被，虽说不很重，但路远无轻载呵。因此，大家尽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个二战时美国军用鸭绒睡袋，轻且小，捆起再塞两件衣服，也蛮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绝不敢说出去，那睡袋印有两个大大的字母“US”，已经被一块绿布钉上了“补丁”。睡袋帮了我的大忙。拉练集合都在夜间，一般是10点以后。夜深人静，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我们无声地行进着，不准大声说话，就像真事一样。渐渐地走出了市区，路灯没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传来命令“发现敌情，就地卧倒”。哗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战场”，不允许你选择，趴到泥水里、马粪上的只好自认倒霉。“通过敌人封锁，跑步前进”，于是就跑，脚下磕磕绊绊，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训斥。如此反复折腾一夜，天亮才“收兵回营”。
拉练对“狗崽子”也有“好处”，就是不必带枪——木头枪，也不必带其他“辎重”。大约是怕我们有“不轨行动”吧。我们乐得轻松。
挖防空洞，我们就受到“重点照顾”了。红卫兵骨干都是领班，或者站岗放哨（不知“哨”什么？），我们则要全部进洞里去挖土。我们负责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园里。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不知道，反正我干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两人侧身而过，高度只能弯腰，若是挖土，则只能跪着。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两个人，一人挖，一人往外运土。点一盏马灯，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们大约挖了一个星期，深度不过三、四米，掘进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感到湿漉漉的要见水了。而且，前面挖着，后面就不断塌方。学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后来几场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大坑。我们的备战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注销”了城市户口
1969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去向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来说，去向只有一个——到农村去插队，别无选择。当时，为了把孩子留在城里，有许多家长与学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泡”的资格。
插队已成定局，学校对我们也是“宽厚有加”。行前召开欢送大会，同时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都被“光荣地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对于这迟到甚至廉价的荣誉，大部分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粮油供应关系迁移手续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证明，一句话不说，拿过我家的户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页，只一扯，就撕了下来，然后随手盖了一个“注销”章，就扔在一边了。走出派出所，我想：从此刻起，我就算在这个城市里“注销”了，再也不属于天津，而是山西农民了。当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识”青年了。今后的路是什么样？该怎么走？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明白：路要自己走，无论前面是什么，都要走。
那年，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责任编辑 萧徐）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张毓茂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我们于1955年秋初入学。因而我们年级被叫做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我和修已都在这个年级文学专门化2班学习。五年的北大生活，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从1955年秋初入学，到1957年“反右”斗争，这两年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社会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校内号召“向科学进军”，到处充满浓郁活跃的文化学术气氛。中文系与其它各系一样，荟萃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学贯中西，学界泰斗，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教授们的讲授，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有的娓娓而谈，如沐春风；有的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入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些报告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除了讲座，还有办刊物，也强烈吸引了同学们。好多刊物是学生自己办的，三五好友，志趣相投，就办将起来。全校有名的刊物是《红楼》（北大在沙滩时的校舍名为红楼，据说刊物以此为名，是表示继承“五四”民主传统也）。我也在《红楼》上发表所谓文章。其中一篇是模仿鲁迅《故事新编》体裁的小说《斩蛇》。是写汉高祖刘邦起义时装神弄鬼，以斩蛇制造神化自己的舆论，无非是想表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刘邦之流的政治野心家则是利用人民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已。想不到这篇小文章后来竟惹出大祸。“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居然查出了这篇东西，大喜过望，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是小吴晗，早就以历史小说反党，攻击伟大领袖，替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我提醒他们注意我写作的时间是1956年，那时彭德怀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的倒霉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替他鸣的哪份冤屈！造反派们没词了，但造反总是有理的，他们就狂呼：“不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人无先见之明，当年如果知道会惹这么大的祸，说什么也不敢写这东西的。
我和几个同学还办了一份手抄的小壁报一《小火星》。每期刊载的都是同学们写的小诗、小说、散文、短评和漫画。我是编辑之一，但漫画却是我独家作品。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还曾专文报道过我们这个刊物。刊物真正主持人是一位姓邓的同学。他向我们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就办手抄刊物，我们也办吧。”我们当时年轻，很自负，大约都觉得自己是未来中国的普希金。后来，据我所知，谁也没有成为“普希金”。那位姓邓的“普希金”毕业后去了新疆，在那里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是后话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斗争风暴起来，北大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了。反右斗争前是整风运动，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据说能不能向党积极提意见，是考验跟党的感情是否深厚。我没提什么意见，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事先就知道这是“引蛇出洞”，是“钓鱼”，是“阳谋”。实在是我没什么意见好提，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但对有些意见很赞赏，有共鸣，也跟个别同学议论过。如认为胡风不可能是反革命，很可能是周扬利用手中权力搞宗派打击……等等。“反右”后期整团时，给我一个留团查看处分。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团委通知我，当年处分错了，现在宣布撤销。抚今追昔，我还得感谢自己，假如当时不是埋头读书，也跟人家乱说一气，那后来的命运就更不堪设想了。
“反右”之后，全国又兴起“大跃进”运动。什么“深翻地”，“亩产万斤”，什么“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狂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当然也被卷入其中，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全被打乱了。湖光塔影的燕园里，炼钢土炉遍地，浓烟滚滚，火光熊熊……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和理解那时的荒诞和疯狂。与此同时，对教授们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他们“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伪科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崇拜的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了一、王瑶……等老师，无一幸免。这种批判除了在学术上简单粗暴，以势压人，更夹杂人格的侮辱。这就是在文教战线上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编写“红色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时55级有人提出，我们不但能“破”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也必定能“立”无产阶级的真科学，我们集体来写一部革命的《中国文学史》吧。这一创意非常符合当时大跃进的潮流，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编书运动开展起来。1958年暑期，1955级文学专门化的三十几个学生，在年级党支部的组织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一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此一新生事物的文章，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也给55级写信，给以表扬和鼓励。55级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几位年级代表，奔忙于各种会议，宣传成就，介绍经验，以此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
那么，“红色文学史”究竟“红”在哪里，亦即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有何本质不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一是强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串全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其实这两点都不是什么新创见。修已在他的《“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中已指出，“五四”时期以及建国初年，就已有不少学者“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大众，受奴役，被压迫，缺少文化，他们的所谓文学作品，虽然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得到文人作家加工提炼之前，是比较粗糙幼稚的，甚至无力抵制统治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而夹杂低俗消极的成分。它们不可能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这本来是文学常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家偏见。“红色文学史”要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就连常识也不顾了，硬把民间文学抬高到主导地位。
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也不是55级的发明，修已文章也指出，是从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借用来的。在茅盾文章之前，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波兰作家扬科特，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中国作家秦兆阳（化名何直）都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对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新见解。茅盾正是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写出长篇论文《夜读偶记》，在《文艺报》上分期连载。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权威观点是一部哲学史始终贯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茅盾是否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或启发，从而提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一公式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除了修已文章提到的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学家反对外，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也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这一公式。特别是在最高权威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后，茅盾的公式自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在“红色文学史”修改版中，“民间文学为正宗”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公式，都被舍弃了。这样一来，“红色文学史”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了。本来我们用来写书的那点文学史知识，就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反而又要批判、否定人家，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在那个荒诞的年月里却被当作革命壮举来称颂的。
五十年过去了，今日看“红色文学史”，那是地道的大跃进产物，与“深翻地”、“大炼钢铁”等并无本质区别。就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