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期目录
【一家言】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周瑞金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 魏兴荣
权利觉醒的时代 李永忠
【人物志】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张绪山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袁 鹰
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苏双碧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 张 悦
【往事录】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 林蕴晖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王维江
《观察》的身价 李 钧
【亲历记】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马昌海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 张 刃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张毓茂
【随感录】
建议开放中南海 丁 东 智效民 赵 诚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外二篇） 曾彦修
【品书斋】
江一真“求真” 汪征鲁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章立凡
【争鸣录】
这个疮疤揭不得 张 鸣
无须掩饰的败笔 肖 获
【海外事】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 靖 鸣
【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 彭 兴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