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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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顿感为难起来。周恩来说：我有调查。江西老俵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①一杯酒，值一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用尽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受粮食的困扰实在太大了。除了粮食，还是粮食，其他国家大事，几乎无暇顾及。那么多人因缺粮少吃而得了脬肿病，还有不少人被饿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党的各级干部，又如何能够心安？中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建设问题又从何谈起。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了又强调的，就是粮食，想尽办法克服粮食危机。
当时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向社会透露一丝一毫，报纸上一个字的报道也没有，国外对此也只能猜测—中国已经发生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这些地方官员们交了实底，算了细账。他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36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400多斤原粮。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3）
粮食在大量减少，而同粮食成反比的是：这几年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万人，粮食销量增加100亿斤左右。尽管1961年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与会者听到这里，个个屏声息气。过去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区的情况，现在听到的是全国的情况。看来全国形势真的不容乐观。只听周恩来继续谈到，如何解决粮食困难呢？
第一， 能不能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征购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购过头，势必增加今后农业恢复的困难，延长农业恢复的时间。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说的征购数字也不能再减少。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再减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乡。
第二， 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 能不能再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我们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已经很吃力。今年准备进口400万吨，粮食的来源和外汇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到底什么是解决困难的主要办法呢？周恩来说：“还是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具体地说，周恩来提出了八项办法：
第一， 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第三， 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第四，缩短基本建设计划，坚决“下马”。
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资。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第七，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
周恩来强调：
抓紧以上的八项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实现以调整为中心的1962年的任务，也才能为实现十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这扭转局面的八项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拘谨，力度不大，没有放开搞活。但在当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制约着人们思想的时候，也只能这样来做。值得指出的是，八项工作，其中六项都是硬碰硬的具体措施，没有谈到要反对什么利用职权，为己谋利的问题。有人说，那八项中不是有反对走“后门”一条吗？其实，这个走“后门”，主要是指有些省企图通过关系请中央多拨款，打乱中央财政平衡的情况。可见当时，即使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干部的作风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的报告，一方面使大家认清了当前形势，实实在在地了解了全国粮食的底细与中央的困难，一方面又使人们明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可操作性比较强。会后，上述八项工作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周恩来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了希望。他说：
同志们，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最后提出，我们要进行建设，也要有像毛主席的七大时期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既要鼓足干劲，又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好。
周恩来讲完之后，大会表决通过了有关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最后，毛泽东说：这个会议就闭幕了。但是，明天还要留一天，以便各省还有些问题谈一谈。明天要开一次小型会议，有省一级的同志参加。明天过了，后天就都回家，回你们那个家。
毛泽东最后说：“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1）
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中共第五号人物，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①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②
其实，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为什么呢？
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驯服这匹“脱缰的野马”，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同上海的投机商斗法，很短的时间内，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没想到陈云竟有这样“回天”的本领，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于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实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及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因此，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钢铁问题，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太和说，他当时不在陈云身边，正在外地做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他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书不是他的文字秘书，也说不清楚。
这真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私下以为，陈云不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并提出制定10年规划，写进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认为，不应忙于制定10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①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①。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