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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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听到起义信号后立即行动，攻陷江南制造局，夺得大批军火弹药，清官吏逃遁，上海光复。之后，清真商团部分团员押运粮械进军南京，协同友军完成光复南京的任务。后来，又有30余名团员随军至浦口，奋战于浦口至徐州沿线，为革命立功，获“中华民国光复”奖章。
在山城重庆，清朝驻有6营清军，其中半数为回回。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回族士兵与其他官兵一起发动起义，宣布独立，为蜀军政府的成立建立了功勋。
在河南，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开封后，群情振奋，革命党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12月22日（十一月初二）发动起义。张钟瑞被推为起义军总司令，回族人士丹鹏晏任敢死队队长，约定在法校内集中，看到起义信号后即刻攻打巡抚衙门。但未及行动，遭奸人告密被捕，与起义军司令张钟瑞等11人同时就义。临刑前，丹鹏晏从容地对前来为他送行的回族群众说：“本欲推翻满清，建革新大业。事败而死，乃吾分，无所恨。寄语老母，仍以教礼葬吾”，＇7＇年仅23岁的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宁夏，回民马四虎等百余人加入同盟会，成立了宁夏革命同盟支部，西安光复后，极大地鼓舞了宁夏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9日晚9时发动了起义，一度马四虎等攻占了宁夏府城，光复了平罗。并成立了“顺南”政权（顺从南方孙中山的领导）。后在行动中马四虎等人牺牲。
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新疆，1911年底和1912年初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也发生了起义。回民马万荣率哥老会忠义堂的成员首先响应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的号召，积极策动起义，指挥部就设在南关福寺巷回族磨商刘哈只（刘进才）的家，后由于奸人出卖，形势危急，提前起义，经过激烈战斗，刘先俊等人被捕牺牲。在伊犁，新军回族队官马凌霄，富有爱国反清思想，与革命党人杨缵绪关系密切，他被指派负责发动回族和制作军标的工作。回族韩玉书为起义积极进行宣传：“昔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而我甲午之役虽受挫于日本，但民气不馁，自有奋起图强之日。” 他感人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到会的各族群众，一回族周姓孀妇，当场捐献金镯一只，支持革命。回绅马兴隆、马秀文等倾向革命，成为杨缵绪的好友。回族翻译游春生，则利用在俄领事馆工作的身份，向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为起义筹集经费。经过积极筹划，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夜发动起义，“马凌霄等人，率领步、骑、工各营民军及由哥老会会员为主组成的义勇团，在左臂缠着白布，冲向惠远城。惠远城东门委员马得元……开门把马凌霄等人所率义军迎进惠远，并与回民马尕思率众数百参加作战，与马凌霄等人占领军械库后，分兵三路，攻打将军署、军械北库和阻击敌人援军。在战斗最激烈时，……曾参加迪化起义的哥老会回族首领马万荣，率领一百多由回民组成的敢死队参战，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召集回族数十人协助战事”。到第二天黎明，伊犁光复，起义取得胜利，回族人民在祖国西陲，又一次为辛亥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伊犁起义胜利后，成立新伊犁大都督府，马凌霄任陆军第一师骑兵团团长，后率团至精河，参加了东征迪化的战斗。
二、护国护法运动，回族英烈前仆后继
（一）护国首义，回族健儿功勋卓著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在立宪派、旧官僚和帝国主义的配合与支持下，窃取了革命果实。1915年他宣布恢复帝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自称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浪潮。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公开反袁，维护国会，并建立护国军，出师川、桂、黔，发动了著名的“护国首义”。不久，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导致“中华帝国”迅速覆灭。在这一运动中，有一大批云南回族志士、爱国将领加人了护国军，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行径，为讨袁斗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功绩卓著者有赵钟奇、孙永安、马聪、马鑫培、沙云仙、马秀廷等人。
赵钟奇，字毓衡，云南大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盟会员。先后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和第三军第一梯团长。1916年随蔡锷出师黔、川，讨伐追随袁世凯的军阀势力。他智勇兼备，与顾品珍部合力击溃袁之爪牙周骏16个纵队，继而占领成都，以功晋升陆军中将，任督署参谋长。
孙永安，字竹卿，云南昆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盟会员。马聪，字伯安，云南昆明人，毕业于云南武备学校。护国之役中，二人在起义前夕的12月22日，参加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的重要会议，与会39人歃血盟誓，共定义举，打响了讨袁的第一枪。孙永安在此役中先后任炮兵团长、第一师第一旅中将旅长和军政司长，他慨然将其多年经营起来的炮兵精锐全部分调给护国军的两个军。马聪任护国军第三军第六梯团支队长，参加作战，以功升陆军中将，任第一混成旅旅长，自贡警备区卫戍司令，护国之役告捷后，返回云南，曾代理云南督军。
马秀廷，曾在清末中法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民国时授陆军中将。护国军出师讨袁，广东军阀龙济光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联合 以雄厚兵力进攻云南，欲由罗平直捣昆明。时任普洱防殖边统领的马秀廷驻军罗平三江口，占据滇、黔、桂三省要冲，“截隘堵险〃，扼其进路，并在八达河打败敌军，迫使粤军改道。不久，个旧、弥勒、邱北相继失守。马秀廷又督师截击，攻克邱城，粤军败窜，以功获二等纪念章。
此外，云南昭通人，陆军上校马鑫培，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营长；云南大理人沙云仙，任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营长。以及昆明人王廷治、陆锦先，鲁甸人马一等都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其中马一，字伦元，秉性忠实，机敏有为。护国首义后，受唐继尧派遣前往新疆联络云南籍督军杨增新响应起义，结果被杨增新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尹神武是又一位为护国运动献出生命的回族义士。原名尹作栋，辽宁营口人。1910年奉天（今沈阳）甲种商校毕业后，选送日本留学，1914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在日期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实行部负责人。时拥兵数万任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为袁世凯死党，革命党欲除之。1915年11月10日总部得知郑汝成赴日本领事馆祝贺天皇加冕，乃令尹神武策划、组织刺杀。尹神武遣王小明、王明山前往执行，二人击毙郑汝成后被捕牺牲。上海军警悬赏一万银元，搜捕尹神武。但他并不为之所惧，12月又参加了革命党在上海发动的肇和军舰起义和炮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敌人百般利诱，均遭到严辞拒绝。1918年5月11日英勇就义，年仅28岁。据《申报》报道：尹神武临刑时“颇含笑自若，毫无惧色，简直是一健儿”。＇8＇
此外，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河南回族志士马骥云，1916年在武汉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及其走狗王占元在湖北反动统治的斗争。他和革命党人“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同他们干。……马骥云、吕书丹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经过党人这种坚决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9＇推动了反袁斗争在湖北的开展。此外，四川回民组织了护送队，参加护国之役，他们多为无名英雄。
（二）、甘肃护法运动，蔡大愚功败垂成
1917年9月，皖系军阀段祺瑞窃夺中央政权，公然抛弃象征共和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因而彻底打破了孙中山依靠北洋军阀维护民主共和的幻想，毅然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布段祺瑞是“以伪共和行真复辟”的叛逆，随之出师北伐，举起了“护法”义旗。时回族知识分子蔡大愚在甘肃积极响应，策动、开展了甘肃的护法斗争。
蔡大愚＇10＇，字冰吾，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接受民主思想，加入同盟会。毕业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主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员，创办北京清真第五小学。1912年11月，随同甘肃提学使马邻翼到兰州，改组甘肃官立法政学堂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任校长，协助马邻翼创办兰州回教劝学所，任副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在甘肃筹建支部，鼓吹民主，倡导自由。1915年冬袁世凯颁布洪宪年号，甘肃总督张广建受封为一等子爵，帝制复辟声喧嚣于兰州，蔡大愚在校长室失声痛哭，顿足大骂袁世凯断送了民国 ＇11＇＇12＇。护法运动爆发时，遂致力于推翻封建顽固势力在甘肃代表张广建的活动，以配合孙中山北伐。蔡大愚就利用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马廷骧的反张情绪，鼓动他动用其父马安良的势力，共同推翻张广建，并准备在临洮策动兵变。正当他们积极筹备起事之际，传来了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的消息。蔡大愚即派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师世昌前往广州，寻求孙中山的指示和帮助。孙中山得知甘肃的行动计划后，大为赞许，并发给师世昌秘电本和路费，答应必要时帮助解决款械。蔡大愚、马廷骧大为振奋，乃商议具体行动，决定在兰州以法政学校为总部设联络点；狄道（临洮）由师世昌通过在新建右军中的同乡郑瑞青、赵学普，亦设联络点；河州方面由马廷骧负责。准备就绪后，师世昌再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同意蔡大愚的行动计划，并发给委任状。11月初，蔡大愚邀马廷骧到兰州，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具体行动，决定冬至节起事，届时通电全国，响应孙中山，驱逐都督张广建。但关键时刻，消息走漏，张广建发通辑令悬赏二万银元捉拿蔡大愚。蔡大愚在马安良的护送下出走四川，甘肃护法运动遂遭失败。
甘肃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组织发动的护法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蔡大愚的护法义举虽未能成功，但它在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圈的西北，传播了革命思想，对闭塞的西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笔为旗，回族知识分子为民主呐喊
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批有思想的仁人志士的强烈批判，其中不乏回族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旗，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其中以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等人为代表，他们创办报纸，撰文立说，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同时，宣传回族的爱国思想和精神。
丁竹园，名国瑞，号竹园。1869年出生于北京，自幼熟读诗书，“赋性和蔼，立志高尚”。青年时随叔父研习中医，颇有造诣。1895年春，行医于天津，疏财好义，救人无算。但他不满足于“以医济人”，一边行医，一边关心国家大事，撰写文章，在天津、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13＇致力于“以言济世”。1907年，他目睹时局，感触于心，自己创办了《竹园丛话报》，旨在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他猛烈地抨击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指出：“全球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14＇同时也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转折之际，“遍地是饥民，到处生计窄，省省捐税重，省省冗员多。……好比无数的炸药地雷，散发于二十二省的地面上”。＇15＇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撰文指出“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变而为民主共和，自有中国以来，这总算是第一次万象更新”，认为“扫除专制，涤荡瑕秽，此根本上是一个求存求立的好机会”＇16＇。可是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独裁统治时，丁竹园入木三分地指出：“要知国家改为共和，扫除专制，是求国利民福起见。不是专为改名目，亦不是专为改形式。人民所盼望的，是做官的不贪赃，不卖缺，不卖法，不克扣军饷，不位置私人，不钻营运动，不依势压人”。＇17＇“甘做外人傀儡，或名为救国而实乱国，或阳示改革而阴实破坏，或意气用事不顾大局，或借端诈财鱼肉百姓”。＇18＇他明知“言出祸随”，却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仍坦诚直言，指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批判北洋政府的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祸国殃民，表现出了一个回族知识分子“救国情殷”的赤子之心。同时面对国破山河，任人宰割的祖国，他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