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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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马福祥率百名精锐部属，乘船顺势而下，察看河套一带地形及王丹尼玛行踪。行至官渠，“有匪骑十余，见我舟，鸣号角跃马，做攫拿状，反被马福祥擒获。经审问得知他们是旺丹尼玛部游骑，并获悉旺丹尼玛就在附近住息。7月，马福祥在五原境内的黄河上设大船三只，备以盛宴，约请旺德尼玛，旺德尼玛认为在自己的地盘内，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便如约赴会。在宴席上，马福祥将自己没装子弹的手枪给旺德尼玛看，旺德尼玛将自己的手枪摘下给马福祥看，随即马福祥示意伏兵，当场将旺德尼玛拿获，旺部随从有几人反抗被立即击毙，同时擒获巴图得胜、韩浮海、彭苏胡等旺的得力部将，随后将旺丹尼玛解往北京。与旺德尼玛共同叛乱的抱疙瘩佛见大势已去，被迫通电表示归顺，拥护共和。旺丹尼玛曾多次在包头一带为害，当地人民深受其苦，马福祥智擒旺丹尼玛之举，不仅为包头及河套人民消除祸害，而且库伦当局利用旺丹尼玛分裂内蒙的阴谋也被完全挫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1929年春，蒋介石经营边事军官学校，校内设蒙疆训练班，培训边事人才。特邀请马福祥为讲师，为学生上课。马福祥欣然应邀，在军官学校就蒙藏问题讲了两个多月，期间他悉心备课，多方引证材料，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倍受学生欢迎。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国防的巩固他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治理蒙藏地区最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而发展经济必须交通先行。1929年9月30日在蒙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福祥发表了《治理蒙藏回部计划》的演说，他指出：“窃谓今日为蒙藏二族谋福利，不外广设学校、振兴实业，而亲爱蒙藏僧俗各领袖，尤为先务之急。……清季自达赖出走，而前政权几归于英。蒙旗自哲布尊丹独立，而外蒙几归于俄，其最章章者也。亲爱蒙藏自领，以收蒙藏之心，在于学校实业急起直追。”马福祥认为，振兴蒙藏民族实业，首先发展交通最为重要。因蒙藏地区交通阻塞，直接制约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运输便利，蒙藏地区工商业自然随之兴旺起来。
他还指出，政府及国人除应重视蒙藏地区发展外，新疆问题也不可轻视，应与蒙藏问题摆在同样位置。新疆缠回（维吾尔族）与甘肃萨回（撒拉族）人数不少，而教育之落后甚于蒙藏。由此可见，他把发展蒙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改善交通作为解决蒙、藏、回、汉等民族纠纷，推进民族和睦，巩固边疆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见之明。
1930年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在边疆地区的丰富的施政经验，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蒙藏事务及加强国防建设中。他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立即在南京召开蒙藏各部王公会议，提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发展民族教育，开发蒙藏地区，加强西北国防建设。在蒙藏委员会下设筹边社，他在《蒙藏委员会筹边社开幕词》中说：“蒙藏委员会为蒙藏最高行政机关，自成立以来，无日不本‘脚踏实地’四字去做，每提一案建议先以能实行为前提，不做欺人之谈，不为无益之计。”1931年9月他的论著《蒙藏状况》出版，由蒙藏委员会负责发行。全书共8章7万多字，对蒙古族宗教历史文化、新疆民族历史、西藏问题等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其目的在于引导国人了解蒙藏地区，重视蒙藏问题，加强国防建设，抵制分裂势力，抗击列强的侵略。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因民族问题引发的民族冲突、流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小生活在西北的他熟知历史，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因此，马福祥在其政治生涯中，对于协调和改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调停达赖喇嘛和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之间的冲突
马福祥在任西宁总兵后，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西藏宗教界两大领袖班禅和达赖发生矛盾，十三世班禅受英国人煽动，逼迫仓惶北逃，避居库仑（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移驻西宁塔尔寺。达赖虽在旅途中，仍然供应甚盛，其属下堪布气势汹汹，到塔尔寺后，盛气凌人，以客压主，且有蒙古、西藏、西康、青海各地僧俗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膜拜。达赖属下的噶伦、堪布等对塔尔寺亦起觊觎之心，这就激化了与塔尔寺的寺主阿嘉胡图克图的矛盾。适逢阿嘉胡图克图暴病而死，谣传系达赖属下堪布请来红教本布暗用魔术放咒致死。谣言一出，塔尔寺僧众随即拿起武器准备械斗，两千多人齐集大经堂社火园内，持枪怒目相对，就在双方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刻，马福祥赶到，出面对僧众耐心劝导，由翻译传达，经过三个多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说服了塔尔寺的僧众，一场械斗终告平息。
其次，调解青海矿产纠纷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洋人的赔款，财政拮据，于1907年决定在青海开采金矿。青海民情复杂，藏族百姓认为凿山开矿，破坏当地的风水，会招致大祸，坚决反对凿山开矿。甚至一些藏民在部分活佛的煽动下，手执武器，阻止矿山开采。马福祥时任西宁矿务局总办，决定先开采汉民地区，并设立西宁矿务局。1907年10月，碾伯县农民采樵困难，而附近地区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当地政府决定开采煤矿，但被瞿县寺藏族僧众所阻止，双方发生械斗，互有死伤。后经马福祥的悉心劝说，事件平息，煤矿得以开采。同年，拉卜楞僧众与杂由阿目卓和发生仇杀事件，马福祥从中斡旋，双方“涣若冰释”，放弃争斗，重归于好。第二年，西宁矿务局准备开采十族阿密瞿律山金矿，遭到沙冲寺僧众的阻拦，双方出现僵局，有一士兵怒不可遏，冲动之下，杀死两名僧人，当地藏族聚集数千人，欲以兵戎相见，消息传至甘肃省府，总督长庚一筹莫展。此时马福祥正在省垣，向总督请命，自称熟悉当地民情，愿亲自前往排解纠纷。马福祥的请示得到批准后前往事发地方，他考虑到藏民的风俗和宗教信仰，提出取消瞿律金矿的开采，在不触及佛教圣地寺院的情况下，异地开采，这一建议受到了藏族僧俗的一致拥护，一场冲突就此平息。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福祥一生都关心着本民族的发展。他亲历了近代以来回族所受的种种劫难，目睹了因教育落后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弊端，以及在文化上因为对伊斯兰教的不了解、误解所造成的民族间的冲突、不和谐的悲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致力于教育兴族，教门救心就成为他身体力行的一生功课。不论为官何处，不论为官何职，他都不避自己第四章 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1＇
19世纪中叶，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力推行维新运动，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开始走上一条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先后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旅顺、大连并在朝鲜建立殖民统治。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爆发经济危机，遂导致政治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加剧，从而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最终选择了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掠夺他国资源来解决自身经济危机与先天性的资源贫瘠问题的道路。于是乘西方大国无力东顾之机，武装进攻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妄图独吞中国的罪恶的侵华战争。从而将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际，回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富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融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队伍中，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在前线，在后方，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末，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保证的。”＇2＇
一、抗日大动员，回族民众共赴国难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族人民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游行示威。9月27日西安召开了近七万人参加的反日救国大会，回族群众与各界爱国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对日宣战。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等人倡议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在陕中共地下党员、回族人士刘格平积极领导陕西回族参加抗日，于当年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在幸闻回族将军吴松林率领的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一旅在嫩江桥保卫战中，首战告捷，重挫日寇的消息后，国人群情振奋，各地掀起支援东北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运动。
1931年10月中旬，青海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先组织起学生抗日义勇队。发表了“一师学生抗日义勇队成立宣言”。随后，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省立蒙藏简易师范学校学生组成学生抗日队；省回教促进会附设中学学生组成学生抗日敢死队。西宁县立十三所高级小学学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或后援队；民和县、乐都县、互助县、大通县、贵德县、湟源县、化隆县、循化县等县立四十七所高级小学的学生，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各中、小学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10月28日，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福神庙成立。11月3日，西宁各学校的抗日义勇军在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宣读誓词，散发告全省群众和青年书，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抗日的态度。国民党将领马步芳以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身份到场监誓。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办了一份《学生抗日旬刊》。旬刊内容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还联合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并分赴街头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
1932年1月25日，回族创办的闻名全国的《月华》杂志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率先表明了中国穆斯林坚定的抗日立场，在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鼓舞民族的精神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海回族穆斯林本着“爱国是正信的一部分”的圣训；以各种形式积极抗日，十几座清真寺的阿訇利用星期五“聚礼”的机会；向教胞积极宣传抗日；号召教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5年12月，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先后3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京著名回族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领导北京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同胞。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同时举行了中华武术大赛，依此展示了回族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战决心。
在抗日前沿的中原大地，冀中回民提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不久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散居的回族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起来进行罢课、罢工，发表抗日宣言。围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26路军中的回族战士鉴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而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西北回民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地处东北抗日前线的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