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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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立场对儒家提出了哲学层面的批评。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从儒家立场看刘智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工作是绝对成功的；“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一层面”＇6＇；这一批评对儒家学者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谈的“理”、“气”，是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的，把其作为世界的根本或根源；而刘智等学者则认为只有“真一”才具有本体论意义，“理”、“气”不过是造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一对话的目的又是在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是对儒家的颠覆或抛弃，这一内部的、和平的、建设性的对话姿态，也为今天的回儒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和借鉴。

从伊斯兰教内部来看，人们通常认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等数种语文为“伊斯兰语文”，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学者都是使用这几种语文进行著述的，迄今最重要的伊斯兰典籍也基本都是用这些语文流传的。明清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尤其是刘智的著作，将有可能改写这个历史，从而使得古汉语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伊斯兰文化载体。刘智的著述，首先应该被看做是世界性伊斯兰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天方性理》中所列举的采辑书目中，绝大多数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名著，而且他引用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原著。《天方性理》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继承、综合和发展；他继承了以法拉比、伊本·西拿、苏赫拉瓦底和伊本·阿拉比为最杰出代表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并用典雅的古代汉语构建起了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天方性理》一书有经有传，并配有图解。经是全书的纲领，共分五章。前二章论述宇宙发生论，讲大世界理象显著之次序，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三、四章论述人生要义，讲小世界身性显著之次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最后一章论述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精义，而以真一为最终归宿。在伊斯兰哲学史上，一般认为17世纪伊斯兰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伊朗的萨德尔丁·舍拉兹，尊称为“萨德尔毛拉”。而刚刚进入世界学者视野的刘智，也应当之无愧地被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世界级伊斯兰哲学家之一。日裔美国学者村田幸子夫妇已经花费五年时间把《天方性理》翻译成英文，即将出版的该书必将在西方宗教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一定的反响，并促进刘智研究和中国伊斯兰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会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将补上以往被忽视的刘智所写下的光辉的一页。

刘智除了在上述哲学和思想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以外，还在中国回族民间有着广泛的现实影响。刘智既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也是一位实践着的苏非＇7＇大师。他的人生也恰恰与历代伊斯兰哲学家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即强调在理论上追求真理，在实践中使自己的人生与真理相符合。作为回报，他在回族民间被长久地记忆：他被回族民间尊称为“介廉巴巴”；他在南京市的墓地被精心加以维护并保存至今；他的神秘主义诗歌《五更月》在西北回族民间广泛流传，被悬挂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家的墙壁上，这是对刘智价值的最为质朴和实在的肯定。

二、现代的学术大师
步入现代以后，回族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数不胜数，他们中的佼佼者在本篇的前几章里都有提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也诞生了一批现代回族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祖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在众多回族现代知识分子和学者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在学术领域贡献最大的恐怕就是马坚和白寿彝了。

n　　　　　　　语言学家与宗教学家马坚

马坚（1906—1978年），字子实，云南沙甸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宗教学家，用他一生的历程树立了现代穆斯林学者的人格典范和学术丰碑。

1906年6月6日，马坚出生在云南著名的回族村庄沙甸，云南回族自清代以来深厚的经学积淀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从小就并学阿拉伯语和汉文，有强烈的求知欲。1925年，他毕业于昆明的回族私立明德中学。1928年他到宁夏追随著名阿訇虎嵩山学习伊斯兰教经典。1929年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1931年作为该校学生被选派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爱资哈尔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历来享有“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的盛誉。1935年，马坚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预科部，转入著名的埃及国立达尔·爱勒·欧鲁米阿拉伯语文学院（1946年并入开罗大学）学习，直到1939年秋回国。八年的留学生涯中，他不仅刻苦学习，还完成了不少的翻译作品，如：把《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等译为汉语，还把《论语》、《中国神话故事》、《中国格言·谚语》等译为阿拉伯语，已经显示出作为一个优秀学者的潜力和学术眼光。

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马坚时刻不忘自己的母族与信仰，具有鲜明的历史责任感，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生涯的主线。1939年回国后，他放弃追求个人享受的机会，谢绝了当时的陪都重庆一些政要让他出来“做事”的邀请，毅然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投身到伊斯兰文化教育与研究当中。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马坚辗转于上海、云南沙甸和昆明等地，在大批热心的穆斯林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他倾其一生从事的事业：译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1946年，他译完了全部《古兰经》，1949年完成了前八卷的注释，并正式出版，该版本至今仍是重要的《古兰经》汉文注释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今，汉语《古兰经》译本已经有十几个版本，但只有马坚教授的译本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并被学术界大量引用。尤其是他所做的注释工作，在汉语《古兰经》注释领域是开创性的。在传统的伊斯兰学科中，经注学是一门核心的学科，要求注释者必须具备语言学、修辞学、诵读学、教法学、教义学、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在中国穆斯林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前辈学者出于谨慎不但没有妄加注释，就连通译经文本身也被视为险途。马坚教授的译注工作之严谨，则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同学纳忠教授回忆他的译注工作时说，马坚选取了不同时代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经注，“经过研读对比之后，选摘出他认为合适的资料。按章节顺序，边研读边抄写”，对译文的每一字句都要做反复的推敲。他追求翻译的“忠实、明白、流畅”，注释则杜绝“牵强、附会、穿凿”，经过五次修润，对译文满意后才着手注释译文。长期的伏案工作，使得他的视力几近失明。可惜的是，随后到来的“文革”打断了他的注释生涯，他没有最终完成这项彪炳史册的壮举，就于1978年与世长辞了。

在译注《古兰经》之余，马坚还翻译了其他几种重要的学术著作。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七十万字的巨型译著《阿拉伯通史》，原作者为美国学者希提，是一部该研究领域至为重要的英文著作。选择翻译这本著作，表现了马坚敏锐的学术眼光。他的译文流畅、准确，至今该书仍是这一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由马坚教授主持和定稿，被评价为是该领域最可靠的工具书。此外，他还写作了重要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新中国初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事活动中担任阿拉伯语翻译和中东问题顾问。白寿彝教授后来把马坚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二是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三是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订＇8＇。而这几个学术领域，对近现代中国穆斯林学者来说，都是全新的和具有开创性的。这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他的学生、当代著名的阿拉伯语专家朱威烈教授在回忆马坚教授时说：“试问，有谁能说自己的国学根底、阿拉伯语、英语水平与马坚先生相仿，教学、科研成就像马坚先生一样丰硕，在民族、宗教、统战等领域拥有马坚先生那样的感召力和影响？现在，集上述诸长于一身的马坚先生归真了，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实在是个难以弥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9＇　的确，马坚先生的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文化人格。而这个文化人格，是继承了伊斯兰史上历代学者的文化人格，也是继承了古代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文化人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信仰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在理论上追求真理，在实践上追求与真理的合一。这种文化品格，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穆斯林，对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来说，也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n　　　　　　　历史学家白寿彝

1999年4月26日，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隆重集会，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同时祝贺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专门为他发来了贺信：“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白寿彝于1909年2月19日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开封是中原一带著名的回族聚居区，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回族社区和清真寺，他在这里接受了最早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对回族史的重视。1932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开始了他的历史学研究生涯。1949年前，他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37年，28岁的白寿彝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一书。在这一时期，他把较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当中，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1937年7月1日，他参加西北考察团，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详细记载了西北回族的状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43年，他的长文《中国回教小史》发表，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民国时期回族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他在1949年前的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作品，后来大都收集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一书中，成为今天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1949年7月，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并受聘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转变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史学史研究和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被认为对史学史研究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1989年，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作品，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到1999年，他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全部出版，被称为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10＇。这部通史的最大特色，不仅在于篇幅长，内容多，还在于其体例和历史观的创新。尤其是它第一次真正把少数民族史纳入了中国通史的框架之中，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这部通史，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地位。

在致力于中国史研究的同时，白寿彝教授也始终没有放弃回族史研究，并在这一领域持续做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收集了他六十年来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论著。1997年，他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全部出版，是新时期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还在多种场合讲到想编写一部新型的